本真语录

　　人的潜力是无限的，一个人就像橡皮筋一样，需要不断地拉，在这个过程中挑战自己的极限，不断扩展自己的能力。

　　他是一个英雄，这个人他就是想当英雄。他非常非常的自信，也非常非常有手段，就是用艺术的手段，如何去实现他的理想。

　　———著名音乐家谭盾

　　张艺谋完成第一次转型花了7年时间，第二次耗去了15年，第三次，却用了不到3年时间。

　　他不再避开热闹的马路和城市，不再走弯路。他有了地位，有了金钱，有了自信。他勤奋无比。他匆匆忙忙。

　　我还是一农民。老谋子总有意无意地说。眼里，却藏着洞悉一切的光。

　　 黄土地上的少年

　　20年前，记者魏军曾去过张艺谋在西安的家，看到过他在插队时的一张照片：“光葫芦”（光头），穿件土布棉袄，腰上扎了一条草绳，旁边站着一条耸耳卷尾的大白狗。

　　张艺谋的同伴们调侃地给这张照片题写了个名字：“张艺谋和狗”。

　　照片里的他，俨然是个农民。

　　更早一些的1968年，他还是城里的少年。就在那年12月26日，初中生张艺谋平静地卷起行囊，离开西安，到陕西乾县杨汉公社北倪大队二小队插队落户。

　　他似乎一直深知命运的走向，并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对于一个“出身不好”的人来说，杨汉公社似乎已是个不错的选择。他的“出身”附着了很多色彩———国民党父亲，去了台湾的大伯以及被特务暗杀的二伯———张艺谋明白这些元素暗含的意义。

　　至此，他站立的世界不同于往日：高原、黄土、窑洞，热炕，凛冽的风和干燥的土地，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

　　这些意象带来的经验，日后纷纷呈现在他的影像里。

　　3年之后，陕西咸阳国营第八毛纺厂招工，他获得大队的推荐，成为工人。

　　在此之前，他已经把毛主席像在北倪大队挨家挨户画了个遍；在此之前，他已经悄悄跟摄影师表哥拜师学艺，并攒钱买了台8元的相机。便是这个相机拍下了“张艺谋和狗”。

　　毛纺厂宿舍黑旧的房顶，是个黑洞，把人的耐心、志趣统统吸了进去。张艺谋躺在木板床上，无法沉沉入睡。

　 　“那是另一个世界”

　　画点燃了他的眼睛，让他清醒。

　　是一幅风景油画，他的朋友临摹十九世纪俄国画家列维坦的《深渊》。

　　黄昏、池塘、倒影、丛林。色彩迷人的力量，林中空气的清香。一种巨大的压迫向他袭来。他重拾摄影的热情，并学习冲印扩洗黑白照片。

　　4年之后，工人张艺谋直愣愣地去了北京。怀揣着熟鸡蛋和40多张黑白照片，他参加北京电影学院的招考。

　　站在一群青春逼人、衣着光鲜的晚辈面前，他有些羞涩。一部分是因为眼角的皱纹，一部分是因为过往的经历。

　　他唯一比别人富有的，是40多张黑白照片和4年的积累。

　　照片和积累果然给他带来了奇迹。

　　他因超龄被北影拒录后，托人给当时的文化部长黄镇送去了信和作品。

　　“我想改变自己的命运。”他说。

　　黄镇特批了他进入摄影系。毕业后，他成为一名电影摄影师。

　　他还记得开学的那天，放了两个内部参考片，一部美国电影，一部法国电影。法国片中有美女穿着比基尼，还有枪。

　　他后来说，自己都看傻了———“那个时候的我只有看革命题材电影的经历，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的电影。”

　　“那是另一个世界。”他说，“我将来想当导演。当摄影师太被动，你的主意再好，技术再精，也是替人家拍，体现人家的思想。不成，得自个儿干。”

　　这个想法何时产生，已无从考证。

　　这个想法也似乎成为一阵阵向他袭来的激情。一些时候，他又完全恢复了平静。

　　这个想法不需要怎么照看，也还在茁壮成长。至于它以何种方式成长，他并不知道。他唯一知道的是，他不该在不适当的时机陶醉于它的芳香。他只是在储备，以便准备好迎接收获的季节。

　　“现在还得老老实实地当摄影，拍好每部影片，不管大片子，小片子，都得一丝不苟，活儿要细，因为只有把摄影上的活儿干好干地道，没个挑的，人家承认你了，才谈得上第二步。”

　　他知道，他还有很多时间。

　　“大家都说，你就听着”

　　时间没有让张艺谋等太久。

　　《红高粱》成了一面旗帜，在上世纪80年代的电影界猎猎作响。

　　“夸张的造型、丰富的仪式、浓烈的色彩、狂野生命的呼喊，把一种浪漫的激情发挥到了极致。他那井喷式的自由狂放，浓艳欲滴的大红色调，对一切礼教和陋俗肆无忌惮的挑战，似乎要把他前半生的压抑一泻而尽……”影评人这样写道。

　　人类的一切悲悲戚戚、痛哭流涕，一并被《红高粱》的声嘶力竭淹没，并飞快地上升为一种奇怪的时尚。

　　他似乎深知时代的缺失和人们的需要，并且开始“配合”地参与了一场又一场意识形态与商业图谋的“合作”，并成为一个积极的推动者。

　　《红高粱》成为了“文革”后第一部在美国院线上映的中国电影，还被卖到欧洲一些国家。

　　张艺谋因此成为了那一年的中国符号。他在声名的道路上一路狂奔。

　　继《红高粱》之后，1989年的《菊豆》和1991年的《大红灯笼高高挂》也都因色彩浓烈、造型鲜明让观众印象深刻。一系列现实题材的影片———《活着》、《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等应运而生。

　　这些影片获得普遍好评，也为张艺谋赢得了国内和国际的声誉。

　　而张艺谋在城市题材方面的突围，几乎从未获得肯定。一种批评的声音是，他并不熟悉他所描述的现代生活。

　　那些早年插队农村获得的经验，似乎反倒造成了表现城市的隔膜。

　　他拍电影的第15个年头，《英雄》出现。这部武侠片更把他推向了风口浪尖。有人质疑他迷失了方向。

　　他很坦然地承认，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是看网友又对他有哪些评价，看看骂得是不是有道理有水平；如果看不到骂的信息，他反而觉得有些不正常，甚至会认为是管理员给屏蔽了。

　　“我还从来不管你文化界怎么批评，我就按自己的想法拍，你就是把我骂到老，我也还这样。因为(这是)我个人作品，我要是按照众说纷纭来修订，我也太没那个了。”他正视批评，却固执地认为没有改变的必要。“有时候我拍电影我很清楚这些部分是不行的。你很清楚观众会批评，但是你还要完成。这个你没有办法，你也不能解释给观众听，大家都说，你就听着。”

　 　“我要成功”

　　张艺谋又一次的转身，离开了电影的轨道。

　　那是2005年，张艺谋被任命为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总导演。

　　这个男人清晰地知道自己的每一个行为的意义，及其所带来的影响。“我要成功，不然就是死路一条。”他话说得决绝。

　　他也开玩笑，若出现嘘声一片，他会逃向英属群岛上去过后半生。

　　3年后，他如愿以偿。他成功了。

　　那个夜晚之后，有无数人对“大脚印”、“水墨画”、“飞天”等印象津津乐道，感慨万千。

　　有人认为，张艺谋用一场高水平的开幕式，换来了人生的又一次突破，终成“大师”。

　　也有人认为老谋子不务正业。

　　而这次华丽的“不务正业”之后，他又回归了电影。

　　这些年里，老谋子由陕北农民，变得稍懂时尚，由寡言变为话唠。他把这一切归功于拍电影。“电影是唯一乐趣”。

　　“但当我们把焦点对准过去，对准登台之前的那个中年男人，用一个本真的态度去观照他，理解他时，其实不难发现，他就是一个天然长成、合情合理、血肉丰满的普通人，也爱跟哥们儿聊天，也会在感情上犯错。如果非要说他与一般中年男人有什么不同，可能仅仅是有点闲钱，有点艺术方面的兴趣爱好罢了。”———来自网友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