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刻】

国耻难忘。

大同煤矿“万人坑”遗址纪念馆是历史的见证。

从1937年10月至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以人换煤”，共掠夺煤炭1400余万吨，有6万余名矿工因此被摧残丧生。如今，大小不等的20余处“万人坑”遗址佐证着这一不容歪曲的历史。

为了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暴行，矿区工人和老百姓从自发自觉地斗争到党组织开展有组织的破坏生产和罢工，再到八路军和游击队以多种形式沉重打击日本侵略者，8年的时间，也是大同矿区工人在党的领导下，为平等自由奋斗的8年。

走进纪念馆，回顾历史，“万人坑”遗址不断警示着参观者要珍惜和平，勿忘历史，用累累白骨告诉世人：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才能不断前行，取得胜利。

在大同市西南18公里处的煤峪口南沟，有一处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华期间留下的历史铁证——大同煤矿遇难矿工“万人坑”。从1937年10月至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以人换煤”，共掠夺煤炭1400余万吨，有6万余名矿工被摧残丧生，平均每掠夺1000吨煤就有4名矿工惨死。

为了反抗日本侵略者非人的统治，大同煤矿工人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利用各种机会破坏生产、打击日寇。特别是在大同矿区后山区一带活跃的抗日游击队炸炮楼、夺枪支、突袭日寇，极大地牵制了日寇在大同的兵力，同时破坏了日寇的资源掠夺计划，为华北地区取得抗战最终胜利贡献了全部力量，在大同矿工游击队历史上写下了最浓重的一笔。

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在大同煤矿“万人坑”遗址纪念馆成立后就不断警醒着世人。9月13日，记者来到该纪念馆，在有关部门人员的陪同下，共同寻找那段历史的见证者和鲜为人知的抗战故事。

压迫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向我国发动了全面的武装侵略。9月13日，日本东条师团占领大同，10月9日对大同煤矿实行军事管制。

1937年10月底到1938年年初，早已作好准备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接受日本关东军委托，从掠夺多年的抚顺煤矿陆续派入大同煤矿317名各类管理人员，并从各地抓骗劳工，首先在晋北矿务局、大同保晋分公司半机械化矿井永定庄矿、煤峪口矿、忻州窑矿开始掠夺生产，随后又相继开凿了同家梁、四老沟（宝藏城）、白洞（国宝坑），改建了白土窑、胡家湾，还在怀仁县鹅毛口北开凿了昭和坑，在大同拖皮村与石头村之间开凿了平旺炭矿，在土窑沟开凿了大北沟坑。除此之外，日寇还将大同煤矿各小窑掠为己有，除将大青窑、马口窑、马脊梁、苏家堡、和尚嘴、黄土淘等17处以无主煤窑没收归“兴亚公司”外，对其余地势偏、交通不便的小窑一律不许开采。为了加快掠夺，日寇将阎锡山所修窄轨的北同蒲铁路（大同一太原）改为准轨，兴建了发电厂、炸药制造厂等。

日寇侵占大同煤矿后，开始疯狂掠夺煤炭资源，并对大同煤矿工人实行灭绝人性的“以人换煤”的血腥政策。为了用劳力代替 “资材不足”，在“地理条件不良”的情况下达成大增产，日寇以盖房、筑路、办厂为名，在山东、江苏、河北、河南、安徽、天津、北京、山西等地到处抓骗劳工。根据记载，仅1940年6月一次，日寇就从河北保定骗招来800多名劳工。另外，日寇还以“剿匪”为名，到农村四处抓人充作劳工，其中包括老人和小孩。

被骗到大同煤矿的外地劳工过着牢狱般的生活。他们住着四面透风的宽约7米、长约30米的劳工房，房子对头两条大炕，一间大房子要住上一百四五十个人。

房子的墙上留几个小窗口，窗口用木条或铁条封死。房内潮湿且空气污浊，到夏天臭虫、苍蝇、蚊子到处乱窜、乱飞。这些从外地来的劳工，很多人没有行李，只铺些麻袋片和洋灰袋、破席片；没有枕头的用砖头、石块垫上麻袋片当枕头。日军还在大房子四周打起土板墙，墙上围着电网，并在大院门口设立了岗楼。工人们下井都由把头在前面领着，矿警在后面押着，出井后也是如此。这样，工人们的自由完全被剥夺了。工人们吃的是黑豆面，曾经还吃过高粱、糠和花生皮磨成的混合面，叫 “兴亚面”。此外，日寇还对劳工进行指纹管理，在登记卡上贴有照片、按上指纹、编上号码、填上年龄和籍贯等，然后发给工人作为劳工证明书。

由于“大同煤矿株式会社”完不成掠夺计划，日寇便加强了对矿工的压榨和盘剥，随意延长劳动时间。在大同煤矿“万人坑”遗址纪念馆的陈列厅内，有一份《大同煤矿劳动概要调查报告》，记者看到上面写着：“从三班制向两班制转变，工人被强制地在两班制下完成三班制的工作量。”该纪念馆副馆长李春说： “这份报告记载着矿工每天劳动要超过20个小时，中途只送些干粮充饥，喝的只是井下的淋头水。这样大大延长了工人的劳动时间，增加了工人的劳动强度，使工人的身体也受到极大的摧残。”

今年68岁的贾金兰得知记者的来意后，便主动来到纪念馆，讲述父亲遭受的非人待遇。她说：“我的父亲叫贾润生，16岁时被日本人抓壮丁，到煤峪口煤矿下井背煤。日本人根本不把矿工当人对待，背煤背得少就拿皮鞭抽，吃的就是 ‘兴亚面’，还吃不饱；睡觉更是在山洞里，工友们生病都不敢吭气，一旦被发现就被日本人扔到山沟里。”

1942年夏，矿区流行传染病。贾金兰说：“父亲说，当时大批外地劳工因水土不服，又长期吃‘兴亚面’和一些发了霉的食物以及喝井下的水引起了拉肚子，每天有很多矿工因病死去。当时，被怀疑有病的工友被关到‘隔离所’。只要被关进去，不管死活都被抬到烧人场和炼人坑，烧人场长10米多、宽八九米，架起炭火把人扔在里边烧。炼人坑3米多深，直接把人扔进去，浇上汽油点火烧。”

“贾润生老人的回忆是真实的，这也是 ‘万人坑’形成的过程。”该纪念馆馆长郭殿君说，“1943年后，因为超负荷的劳动强度、恶劣的劳动环境、非人的生活待遇，大批工人或残废或生病，丧失了劳动能力。日寇将死亡或者奄奄一息的矿工抛到荒郊野外、山沟或废弃井洞，5个月内日寇虐死矿工达2400人，日积月累形成了一个个白骨累累的遇难矿工‘万人坑’。通过我们的挖掘发现，这样的‘万人坑’有20多处。如今，纪念馆就建立在煤峪口后沟的‘万人坑’遗址上。”

沿着青砖道路拾级而上，就进入了“万人坑”遗址。这里位于煤峪口南沟的北山坡上，温度瞬间降低，头顶还不时有水滴下。通过玻璃可以看到坑内层层叠叠堆满了死难矿工的尸骨。他们有的头颅被击穿，有的四肢被砍掉，有的脊骨被扭折，还有的被铁丝捆绑着呈大声呼救的状态。郭殿军说：“这处遗址是现存最大、保存较为完整的，分为上、下两个洞，上洞宽5—6米、深40多米，下洞宽3—4米、深70多米，相当于10层到23层楼房那么高，里面全是矿工的尸骨。”

觉醒

惨无人道的暴行使大同煤矿成为类似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杀人工厂和死亡监狱，逃跑成了大家共同的目标和一致行动。为了生存，有的矿工爬电网、铁丝网，触电而死；有的矿工被开枪打死；有的矿工被抓回来后灌辣椒水、压杠子，让狼狗活活咬死。但宁愿被打死、被狼狗咬死，矿工也不愿被活活烧死、折磨死。无论日军如何管理、采取什么措施，逃跑的人仍是有禁无止、有增无减，因此许多坑口出不了煤。

但日本侵略者并没有因此放缓挖掘的进度，反而在矿井下设立了“圈窑”，就是把矿工圈在暗无天日的矿井下，让矿工吃在井下、住在井下、挖煤在井下，永远不让出来，并且从煤峪口煤矿开始，在一个井下采空的古煤窑修建了通风道、垒起了砖墙、地上铺了一些干草，就把工人关了进去。

“‘圈窑’政策的出现，立即震动了矿山。”李春说， “工人们千方百计地想要逃跑。根据我们收集的资料显示，日军派驻宪兵和矿警对逃跑的工人进行围剿，在较大的一次集体逃跑中，有600多人逃跑，其余大部分被打死或抓回。”

据《大同煤矿工人运动史》记载，忻州窑矿的一些工人先是绝食，后来串联在一起，爆发了全矿性的大逃工。当时正是7月，一连下了几天的雨，工人们事先进行了周密的准备，在深夜12时切断了照明电源，拉响了警报。各大房子的人同时行动，绑了看房子的日本兵，打死站岗的日本兵，捣毁电网、铁丝网，拼命四散逃跑。日军发现后，调来了大批宪兵，将矿山包围起来。可连下了几天的雨，到处泥泞不堪，矿山漆黑一片，日军只能架起机枪乱打一阵。虽有几个人被打死，也有几个人被抓回让狼狗咬死，却有800多人逃跑，造成矿井停产。这就是忻州窑矿有名的“800人大逃亡”。

四老沟矿的工人听说日军要在井下建“圈窑”，都无比愤怒。300多名工人不顾把头和督察队的阻拦与毒打，利用下井的机会跑到山上进行罢工。虽有矿警队包围，但山上山下的工人们紧紧团结在一起，反对设立“圈窑”。最后，日军不得不向大家妥协，答应大家的条件，大家才复工。永定庄矿几个大房子的工人集体绝食；白洞矿的400多名工人进行暴动，打死了日军把头木村和龟田。逃离矿山、罢工、绝食、暴动，此起彼伏，各矿闹事的人越来越多。尽管日军加强监督，派兵镇压，却有禁无止，闹得井口出不了煤、火车停运。日军再没有别的办法，“圈窑”便只好作罢。

反抗

尽管矿工自发地进行了无数次反抗斗争，终因势单力薄和没有组织领导都被日军镇压了。1937年年底，中国共产党为矿区派来了党员和军队，开始有组织、有策略地领导反抗斗争。

1937年9月底，八路军120师宋时轮支队开到大同矿区后山区长流水、挖金湾、马脊梁一带，领导矿区人民和大同煤矿工人的抗日斗争。就在“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接管了矿山准备恢复生产时，八路军在一些矿工的配合下，袭击了永定庄矿、煤峪口矿和活动在胡家湾的地质测量队，并在鸦崖炸毁了日军的十几辆汽车，打死打伤日本兵多人，惩办了一些汉奸特务，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

1938年部队奉命撤走时，留下民政科科长刘国梁，在矿山埋下抗日的火种。接着党组织先后派来苏兴、马浩、何跃华、刘耀宗、李滋润等一批干部和刘国梁一起发动群众，针对敌人“以人换煤”的政策向工人提出“逃出虎口” “不给敌人出煤” “打汉奸除恶狗”等口号，领导工人开展斗争。广大工人除自发地、有组织地逃跑外，还以毁坏机器、割电缆、往煤车里装石头、制造事故等各种形式破坏生产，不给日寇出煤。

研究大同煤矿工人运动史20余年的王军对这段历史进行了多次寻访，和记者来到了钱奎保的家中。

今年已经86岁高龄的钱奎保老人是“万人坑”幸存者之一。钱奎保说：“就在日军疯狂压榨矿工的时候，游击队在党组织的带领下频频袭击矿山和据点。队员们偷运物资，突袭日伪军，沉重打击了日寇，弄得敌人闻风丧胆，极大地激发了矿区人民抗日的信心。”

钱奎保回忆，1942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武装起来的矿工们在大怀左县县委宣传部长马浩的策划下，与指导员赵明远带领的六支队九连战士一起直奔鹅毛口吴家窑敌人的据点，深夜12时到达敌人的岗哨并发起进攻。当时，龟缩在据点内的日本兵都在睡梦中，很多人没来得及起床就丧命了。一部分冲出来准备逃命的日本兵被两边山上的战士歼灭；另一些日本兵负隅顽抗，等待其他据点的日本兵来救援。让日军没想到的是，彭明旺游击队袭击了云冈的日军，大宏游击队袭击了上留矿的日军，李有福游击队袭击了忻州窑矿的日军。各个据点都自顾不暇，一夜间200多名日本兵和伪警被消灭。

随着游击队多次战斗成功，日寇深知八路军和矿工游击队对他们的威胁。因此，日寇疯狂地调集兵力进攻后山区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的“清

剿”。日寇在后山区设立了据点，修建了公路和碉堡，并收买地痞当密探，强令伪保甲长按期报告八路军和矿工游击队的活动情况，实行“连环保坐”，即一人通 “匪”，全家当罪；一家通“匪”，血洗全村，妄图用恐怖手段扑灭大同矿工抗日斗争的烈火。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和游击队在矿区人民的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在日寇向后山区进行残酷扫荡时，大同矿工踊跃支援反扫荡斗争。

“以前听父亲说过，当年游击队打了很多胜仗，说的最多的是游击队支持四老沟罢工的事情。”贾金兰说，“1940年秋，日寇新建的四老沟矿开始投入生产。当时八路军组织了百团大战，日寇在华北各地都受到了重创。因此，日寇更加剧了对大同煤矿的掠夺和对矿工的迫害。矿工忍无可忍，终于在党的领导下爆发了四老沟反迫害罢工。罢工当夜，200多名矿工上山罢工，游击队适时支援。日寇内外交困，着急谈判，地下党员刘元章代表矿工提出复工条件：出多少煤，记多少煤；不准打骂工人，不准克扣工资等。经过反复斗争，日寇迫于掠夺煤炭的需要，答应了矿工提出的复工条件。”

“除四老沟罢工外，1941年，党组织在白洞矿成功发动了两次罢工。”王军说，“先是在元旦期间，党组织发动了年关罢工斗争。日寇派鬼子石虎和姓薛的大把头到矿工住的大房子去催工，地下党员乔润挺身而出，强硬地说：‘答应复工的条件我们就干，不答应我们谁也不下井。’在组织起来的矿工面前，日寇最后不得不低头，答应改善生活、不打骂工人、不克扣工人工资等复工条件。罢工胜利后，乔润带领一些矿工参加了游击队和八路军。到了6月，白洞矿西坑发生了冒顶事故，压死70多名矿工。经过几天组织发动，矿工在共产党员王金龙、锁汉的领导下开展了全矿大罢工。这次罢工坚持了7天，日寇被迫接受了工人所有的复工条件，罢工斗争又一次取得了胜利。”

1945年8月，随着毛泽东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8月9日，大同煤矿四老沟矿、白洞矿、同家梁矿、口泉矿的300多名矿工在大怀县委书记马浩的领导下组成了口泉支队并随之起义，成功夜袭永定庄矿，随后发展到1500余人，成为八路军晋绥主力部队的一部分。

“抗战期间，大同矿工游击队在日寇严密的防守和残酷的清剿下，发动老百姓坚持斗争，极大地牵制了日寇在大同的兵力，同时破坏了日寇的资源掠夺计划，为华北地区取得抗战最终胜利贡献了全部力量，也为大同矿工游击队的历史写下了最浓重的一笔。”王军说。

【思考】

两次成行，累计长达10个小时的采访，每一分钟记者的心情都是沉重的。

在大同煤矿万人坑遗址纪念馆，长达6米、深达40米—70米的矿坑里，密密麻麻挤满了森森白骨。记者零距离站在跟前时，感受那一种无声的诉说和反抗。

采访贾金兰和钱奎保老人时，两位年逾古稀的老人眼中充满了泪花，言语中既有悲伤又有愤怒，更多的是感恩，“如果没有党组织的领导，大同煤矿还不知道要死多少人！”

是的，中国共产党为矿区人民带来了力量，带来了希望；成为他们的依靠，成为镌刻在这段历史中不可磨灭的红色记忆：破坏生产、炸毁桥梁、打击日寇、解放煤矿……这一件件、一桩桩事迹书写了大同煤矿工人可歌可泣的不朽篇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虽有智慧，不如乘势。’了解历史才能看得远，理解历史才能走得远。”因此，我们今天去寻访大同煤矿“万人坑”背后的工运事件更显得意义重大。这段历史是镜子、是老师，更是警示牌，让我们坚信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煤矿工人才能过上自由平等、幸福安康的美满生活。（记者秦岭李庆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