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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周刊:银幕造梦 电影人进入逐利时代
         2010年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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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周刊》第十期封面

  《山楂树之恋》和《我的父亲母亲》很相似,可拍《活着》的张艺谋为什么会拍《三枪拍案惊奇》?

  文艺片导演贾樟柯一直“不差钱”,他和任何一个拍大片的导演一样在乎商业利益。

  电视圈的大佬王长田转战电影产业,而在十多年前,电视节目曾经逼得电影几近山穷水尽。

  高群书并不觉得《风声》是部好电影,但他拍完这部电影后,更多的投资人愿意给他钱了。

  靠“屎尿屁”起家的香港导演王晶,一直投资许鞍华的艺术片电影。

  ……

 

  电影业本身,越来越像它在大银幕上造的那个“梦”,美妙、荒诞,甚至有些不可理喻。

  和很多行业相比,电影业的开放算是晚的——从2002年起,民营机构才可以真正独立地在电影的制作、发行放映上大展拳脚。

  于是,一发不可收拾。最近几年,电影票房每年以百分之二十以上的速度激增;每年拍摄的电影数量几乎以每年百部的速度上升。

  当电影的利润率超过其他行业时,更多的资金被吸引而来。

  滚烫的温度,一个又一个的气泡,电影产业,仿佛是一锅沸腾的水。

  每个电影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导读:

    中国周刊:我们这样拍电影    张艺谋:大片缔造者的坚持

    王长田:电视大佬的电影梦    王晶:我经历的电影兴衰

    许鞍华:我的老板是王晶      贾樟柯:我的电影我做主

    高群书:大电影 小导演

 

中国周刊:我们这样拍电影

    曾如一潭死水的电影业,现在成了高增长和高风险的行业。

  中国周刊记者  徐一龙 综合报道

 

  一个游手好闲的年轻人发现,那个冷清多时的电影院突然热闹起来,门口摆着的广告牌刷着醒目的美术字,放映的都是正火的香港录像。这是1990年代中后期的一天,这一幕在很多小城市上演。做大了的录像厅租用了城市的电影院,那时候,中国的电影几近谷底。

 

  “死水微澜”

 

  1990年代中期是电影业第二次萧条期,第一次是1985年左右。而就在改革开放初期,电影还如此蓬勃。在那个没有电视、没有跳舞、没有录像厅的年代,电影是中国人最大的娱乐。1979年,中国大陆电影的观影人次达到了279亿,平均每天有7000万次的观众看电影,创造了中国电影至今为止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历史纪录。

  不过,在这一记录背后,是中国电影产业体制冰冷僵化的现实。

  中国的电影产业是依据苏联体制建成的,接近一个特许行业。长时间以来,有资格制作电影的是全国16家电影制片厂;有资格发行电影的,只有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以下简称中影公司);有资格放映电影的,是各地方的国营影院。

 

  电影的制作发行完全按照国家计划进行。国家拨款给各电影制片厂,每个厂每年制作的电影数量也有限制,“像北京电影制片厂这类的大厂每年一二十部,小厂就少些。”北京电影学院管理系主任俞剑红介绍说。

  即使是大厂,也很少主动制作超过100万预算的电影,因为按照当时的制度,一部电影再好,也只能卖108万元。当时的发行政策是,所有电影都需要卖给中影公司,价格按照拷贝数量,一个拷贝9千元,最多120个拷贝,价格108万。一旦超过120个拷贝,中影公司就不再按照拷贝付款,转而以每部影片99万的价格收购。

  不过,即使是再差的电影,只要通过审查,中影公司就会购买,最低价99万。

  一部最好的电影最多卖到108万,一部最烂的电影也能卖出99万。电影票的价格也是全国统一,一角两角的价格。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电影就偷工减料,只要能通过审查就行。”俞剑红说。

  在这样的制度下,拍出一部好电影,只能取决与导演个人的艺术追求,一切与资本无关。

  1986年,全国电影市场进一步萎缩,全国三分之一发行亏损。和许多被国有企业控制的行业一样,电影业也在热络的改革浪潮中,感知到体制的局限了。

 

  “胜利大逃亡”

 

  改变和改变的失败都发生在1990年代。

  1990年代初,黄飞鸿系列电影开始在中国上映,李连杰和关之琳的中港搭配让这套电影大热。和香港的合拍片,一度成为中国电影市场的宠儿。

  与此同时,电影的改革也在进行中。1993年,国家取消了中影公司的垄断发行权。1997年,16家国有制片厂的垄断局面被打破,“个人以资助、投资的形式”均可“参加摄制电影片”。

  其实,早在1993年,中国电影理论界、创作界就对电影是商品,电影是产业,应该按照电影产业的规律来管理电影达成了共识。可惜,改变的脚步还远远没有放开,新画面、华谊这些日后电影业的大鳄可以大展拳脚的时代还没到来。

 

  不过,资本已经嗅到了市场甜蜜的气息。从1980年代后期到2000年初,“卖厂标”催生了一批不一样的电影。所谓“卖厂标”类似出版界的“卖书号”,即向拥有制片资格的电影制片厂交钱,换来其厂标以拍摄电影。

  1989年代出品的著名的国产恐怖片《黑楼孤魂》,影片片头出现的“深圳电影公司”,其实只是卖厂标而已,真正的投资者是云南的“前卫艺术中心”,实际上是个乡镇企业。

  这种情形到了2000年也仍然存在着,王小帅拍摄成名作《十七岁的单车》时,厂标属于北京电影制片厂,“完全市场化的阶段还没开始。《单车》有来自法国、台湾的资金,北影厂对这个电影的版权所属模糊不清,就会审查很严格。”他曾回忆说。

  对民营资本更大的重创是电影审查制度,审查不通过,电影拍摄就几近血本无回了。1994年,张艺谋的电影《活着》未通过审查,这部获得纳大奖、让葛优拿了影帝的电影,终究没有在中国的大银幕上上映过。

  名不正言不顺的民营资本,最终不能在1990年代拯救国产电影,而是选择胜利大逃亡。1995年,中国大陆全年电影产量低于100部,票房跌破10亿。

  一些传统的电影制片厂也陷入困境,一些制片厂转向影视合作,搞起电视剧。令人唏嘘的是,多年以后,中国电视制作的大佬光线传媒的王长转而投向电影。

  在1990年代末,很多限于困境的电影制片厂像许多大型国有企业一样,甚至发不出了工资,只能出卖厂里的土地。一些小城市的电影院也干脆出租给了干录像厅起家的老板。

  电影业必须自我拯救。

 

  “第一滴血”

 

  要么流血而亡,要么向死而生。2000年以后,电影业甚至没有时间慢慢死去了。

  加入WTO后,中国注定要向包括好莱坞在内的外国电影打开门户,最初的每年10部引进大片的限制可以稍微保护一下国产电影。但任何人都知道,一旦完全兑现承诺,西方电影蜂拥而至,中国孱弱的电影制作业将顷刻被击倒。

  一切的根源来自于电影制作、发行、放映的限制。

  2002年开始,以新的《电影管理条例》颁发为总标志,中国电影的制作、发行、放映开始向民营资本全方位开放。

  中国电影开始毫不遮掩地讨论市场,向资本负责了。

 

  几乎应声而落,一年后的《英雄》解释了电影业“松绑”的价值。这个由民营机构“新画面公司”投资的电影,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的大片,投资2.5亿人民币,国内票房2.5亿,海外票房11亿。

  《英雄》的操作也符合当时所有人对大片的理解,大导演、大明星,拍摄精良,花1000万元作营销。

  《英雄》的成功,仿佛是第一滴充满新生力量的鲜血,激发了投资人的热情,也激发了电影产业的新生。

  此后,张艺谋又连续拍摄了《十面埋伏》和《满城尽带黄金甲》。虽然充满争议,但张艺谋并不掩饰这三部古装大片首要追求的不是艺术。“拍这三部古装大片,不是搞艺术创作,是想探索武侠或者动作电影,去拍能够营造票房效果的电影,所以它没有那么高的艺术追求。一开始拍电影我是拿自己当艺术家,当思想家,经历了商品时代后,我发现自己兼具许多东西,比如艺术性、社会性和商业性。”张艺谋说。

  对票房的尊重延伸到电影奖的评选中,2003年,华表奖对评价资格做出改革——首次将影片获得的市场回报纳入参评条件,即:总成本与票房总收入持平;票房总收入达到500万元人民币,或票房总收入达到300万元人民币且电视播出收视达2200万人次,才有资格参加评奖。

 

  “急速的士”

 

  仿佛吕克·贝松电影中那辆被改装的出租车,中国电影在市场化后,如同急速的士,迅速地超越纪录。

  2002年,新的《电影管理条例》出台当年,民营影视投资公司投资电影的比例已经达到三分之一。2003年,民营投资96部,占全年140部电影的68.5%。

  电影票房的增长更是高速,2002年是9.5亿,随后每年以百分之二十至四十的速度增长,2005年超过20个亿,2007年超过30个亿,2009年超过60个亿。而2010年,广电总局的预测是超过100个亿。

 

  眩目的数字吸引着更多人进入电影产业。导演贾樟柯说:“这两年,对电影感兴趣的各色人等突然多了起来,挖煤的,做钢材的,搞建筑的,做地产的,都想投。”贾樟柯还接待过好几次来自家乡山西的煤老板代表团。

  一个现实是,电影产业是高风险行业。

  “今年赢利的没几部。”北京电影学院管理系主任俞剑红说,也就《叶问2》、《唐山大地震》、《人在冏途》几部而已。

  在俞剑红看来,一些大公司明知投资电影亏损仍在坚持,一是这些公司业务面比较广,可以用电视剧赚的钱养电影,一是一些大公司正在积累名气的过程中,可以承受一些损失。对于大量资金的流入,俞剑红认为非常正常:“一个行业的平均利润率高于别的行业,别的行业的资金自然就进来了。市场会调节这一切。资金会顺利地流进来,也应该能顺利地流出去。”

 

  不过,对电影过于商业的不满,从《英雄》就开始出现,大明星和规模浩大的推广可以让人们走进电影院,不过走出来的人并不完全满意——人们更想看到的是个精彩的故事,电影却不能提供了。

  多年以前,在电影这个行当,人们不是过于注重艺术,就是过于注重所谓“社会效益”,后来人们过于注重商业。当游戏规则基本确定后,电影人的功课就是永远在“叫好”和“叫座”中,寻找一个最佳兼顾点。

 

张艺谋:大片缔造者的坚持

    “鸟巢版”《图兰朵》在台中首演成功后,张艺谋导演与演员们合影。

 

张艺谋

  文艺片《山楂树之恋》投资7000万人民币,7000万可以拍出一部《风声》那样众星云集的商业电影了。张艺谋说:“我不排除是因为我所谓的品牌吸引了7000万投资。”

  尽管有诸多争议,张艺谋有一项成功无可争辩——他把“张艺谋”三个字塑造为一个值得资本信任的品牌。

  中国周刊记者  张卓 北京报道

 

  制片人张伟平把《山楂树之恋》500人的摄制组定义为“电影界的空军一号”。他说:“文艺片不一定是小制作,文艺片不一定就是仨瓜俩枣就能拍的。”

  十年前拍的《英雄》,投资高达2.5亿元。一个广为流传的段子是,为了节省开销,张艺谋亲自跑去跟老乡谈金黄树叶的价钱,愣是从40元一袋砍到了35元。正因如此,张艺谋在张伟平心目中树立起了可以信赖的形象。

 

  曾经失败的文艺片

 

  15年前,张艺谋也曾被资本市场抛弃过。

  在1995年和巩俐拍完电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之后,巩俐突然提出分手,并很快和新加坡商人黄和祥结婚。多年来,张艺谋所致力打造的品牌是巩俐,巩俐离开了,票房焦点自然消失。此时,海外投资商对张艺谋的新片《有话好好说》失去了信心,投资从2600万下降到1000万。张艺谋不得已断然解除合作协议。

  房地产商张伟平的出现完全是为朋友“两肋插刀”,此前,他和张艺谋认识六年,两人之间从未“谈过电影,只是吃喝玩乐,聊天郊游”。在某次饭局中,张伟平看到张艺谋为新戏资金所扰,于是停掉一个房地产项目,将2600万元现金划到了《有话好好说》的名下。张伟平本以为借助张艺谋的名气,《有话好好说》可以一炮而红,结果赔了1800万元。

  经历了这次失败,张伟平开始帮张艺谋重新定位。他告诉张艺谋:“你之前的品牌就是巩俐,你只是个幕后工作者。”

 

  1996年,张伟平投资1000万元注册北京新画面影业有限公司,自任董事长,张艺谋任艺术总监。同年,公司宣布一年同时投拍两部由张艺谋执导的电影:《一个都不能少》和《我的父亲母亲》。

  谈及当年的决定,张伟平回忆:“一年投拍两部电影,这在张艺谋过去的经历里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我建议一个明星都没有,这其间所传递的信息很明确,我是打造导演品牌,不是做明星品牌。只有张艺谋这个品牌树立起来,作品才能赢得市场和观众。”

  之后,两部投资2000万上下的文艺片《我的父亲母亲》、《一个都不能少》在国内外引起巨大轰动,新画面公司也因此收回了《有话好好说》亏掉的资金。更为重要的是,两部片子让张艺谋的商业品牌得以奠定。

 

  但当年,张艺谋对电影的商业属性还没有形成清醒的认知,他的创作动机似乎还停留在《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时期。拍完《我的父亲母亲》时,他说:“每拍完一部电影,我都有坚定的想法,要参加电影节。我拍的电影都是文艺片,不是完全的商业电影,电影节是文艺片最大的展台。”

  2000年,张艺谋和张伟平合作了第四部电影《幸福时光》。这部当年投资“高达”180万美元的文艺片票房惨败。事后,张伟平总结原因是“既不商业,也不文艺”。

  经历了这次失败,张艺谋似乎也觉察到了电影市场风向的转变,他点评这四部文艺片“毫无商业价值”。

 

  《英雄》时代

 

  很多人都会把2003年张艺谋的《英雄》誉为“中国电影的分水岭”,此前,中国电影正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低潮,在好莱坞大片的冲击下,国产电影票房急速萎缩。除去冯小刚的贺岁片,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卖座电影。

  用一组数据表明《英雄》的意义最为恰当:投资高达2.5亿,为中国影史最高;1000万的电影营销宣传,可谓前所未有大手笔;240万美元的贴片电影广告,是国产电影的首次尝试;约14亿的海内外票房在此后十年间无人打破;更为重要的是,《英雄》在国内市场首次打败进口大片。

  2003年,全国电影票房是10亿元人民币,国产影片占5亿元,其中张艺谋的《英雄》达到了2.5亿元,相当于当年其他九十多部国产影片票房的总和。

 

  张艺谋告诉《中国周刊》记者:“当年老板问我,有一部新片,是古装的,你要不要李连杰、梁朝伟,再加上张曼玉。我吓死了,这些明星太贵了,更别提集合起来了。但老板说,这种类型海外一定卖。我想了想说,那就要吧!”

  张艺谋对“中国大片时代”的来临也有些始料未及。《英雄》上映时,张伟平跟他估算票房能达到1个亿,张艺谋目瞪口呆,说李安的《卧虎藏龙》才一千多万,咱两千多万就行了吧。《英雄》在人民大会堂拍卖音像版权时,底价定的是100万。张艺谋在场下怕100万底价太高,到时候会流拍,于是建议定80万。当最终音像版权以1780万拍出后,他“震惊”了。

  事后,张艺谋承认:“当年我想票房达到8000万就不错了,2.5亿根本没敢想。今天回头看《英雄》,不管承认不承认,它都是中国大片的一个开端,是票房大卖的一个标志。可是我当年做这个是无意识的,后来也带来我拍这种商业电影的争论。”

 

  《英雄》对国产电影更为重要的意义是,打开了华语电影在北美票房的销路。《英雄》第一次出击北美时,好莱坞对张艺谋并没有信心。在海外发行方式上,新画面不得不“忍辱负重”,接受北美发行公司一手买断的方式。所以最后海外高票房带来的高利润和新画面一点关系也没有。《英雄》在北美上映前,美国片商将之雪藏很久。之后,在海报上打出“昆汀·塔伦蒂诺推荐”的字样,让美国人误以为是昆汀的新片。美国观众进影院后发现不是,接着发现张艺谋拍的片子也不错,这才打开局面。

  作为当年唯一打入北美圣诞档的电影,《英雄》效应折射到国内是让国人重新唤起了对国产电影的热情。对普通观者而言,他们并不关心美国一周就能有7部电影有亿元收入,他们只在乎“中国电影真正在好莱坞站住了脚”。

  《英雄》开启的中国大片时代让民间资本蜂拥而至,也为电影行业勾画出了一个暴利的想象。《英雄》筹拍期间,“新画面”除了银行借款还有大量海外融资,靠的是张艺谋的声誉。这之后,国际资本不期而至,投资人开始主动找上门来。

 

  而《英雄》对张艺谋的影响也具有“颠覆性”意义,他第一次切身感受到了电影产业化所带来的冲击。在2001年《英雄》立项时,北美投资方就请来国际著名的保险机构审核,得到保证后,以预售权的方式买下了《英雄》在北美的版权,保证了影片拍摄时的资金。在《英雄》的拷贝送到北美前,美国片商觉得一小时五十分钟的长度太长,要求剪下20分钟。张艺谋几经挣扎听从了建议。他解释说:“虽然艺术家要坚持个性,但不理他们是不行的,如果这部电影赔本,老板破产,我就没有第二次拍电影的机会了。”

  与此同时,《英雄》为张艺谋提供了相对宽松的政策空间,用制片人张伟平的话说“这部电影给了我们话语权”。

  2003年,因为《英雄》的票房大卖,第九届“华表奖”较往年对评奖章程进行了较大改革,首次将影片获得的市场回报纳入参评条件,即:总成本与票房总收入持平;票房总收入达到500万元人民币,或票房总收入达到300万元人民币且电视播出收视达2200万人次,才有资格参加评奖。

 

  大片的疲态

 

  张艺谋从不否认自己是幸运的。他跟记者提及最多的一个词是“大时代”。

  出道伊始前十年,他拍摄了一系列带有探索性的电影,在国际影坛为一代中国电影人开创了一个多样性的空间,在创作生涯遇到瓶颈时,他又正好经历着中国社会向商品经济急剧转变,开放的态度和资本的进入让中国电影走向了产业化的道路。

  此时,时代给张艺谋提供了一个新命题:如何从拿电影大奖到手软的艺术片导演转型为一个成功的商业片导演?

 

  2004年的《十面埋伏》和2006年的《满城尽带黄金甲》再次重演了《英雄》“大明星、大投资、大宣传、高回报”的大片模式。尤其是后者,吸引了渣打银行这样的资本巨鳄加入到电影投资人的队伍。此后,房地商、VC等热钱相继涌入电影领域。

  曾投资拍摄《十面埋伏》的中影集团董事长韩三平说:“中影集团每年能够提供2.5亿-3亿元的资金,但这些资金都带着一个神圣的使命——赚钱。每一个资本的毛孔中间都充满了赢利的渴望。”

  虽然两部大片在商业上都取得了成功,但张艺谋本人却遭遇了“故事苍白、不伦不类、才华殆尽”等负面评价。

 

  面对批评,张艺谋倒十分坦然,他已经可以直面电影所附带的赤裸裸的商业目的。他曾说:“拍这三部古装大片,不是搞艺术创作,是想探索武侠或者动作电影,去拍能够营造票房效果的电影,所以它没有那么高的艺术追求。一开始拍电影我是拿自己当艺术家,当思想家,经历了商品时代后,我发现自己兼具许多东西,比如艺术性、社会性和商业性。”

  张伟平曾说过一句话:中国电影只有靠大片把炕烧热了,才能给中小投资的电影和艺术电影换来生存空间。曾一度,这句话饱受诟病,但现在看来,张艺谋一系列的大制作对中国电影产业的确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在商业路上越走越远的张艺谋是否丧失了自己的创作情怀?在拍摄完《十面埋伏》后,张艺谋曾拍过一部文艺片叫《千里走单骑》。这部电影按照张伟平的说法,是纯粹满足张艺谋和高仓健的约定,感性支持多过理性投资。

 

  影片上映后,张伟平耗巨资在云南为《千里走单骑》举办首映庆典。正当外界拭目以待张伟平如何将商业片的营销策略成功移植到文艺片时,《千里走单骑》最终票房只有3000多万,亏了四五百万。这也间接促成了日后《满城尽带黄金甲》高达3.5亿元的投资。

  在拍完《满城尽带黄金甲》后,张艺谋在艺术和商业,国内票房和海外市场的权衡中,曾谈及这样一个观点:“国际市场只能接受中国电影古装动作这一种类型,我们自己的市场容量有限,一个投资3亿多元的大片,国内市场要七八亿元才能收回,怎么可能。所以目前只能用这种国际市场认可的类型去吸引他们的注意力,这样才能收回投资,保证中国电影市场有一个良性的循环。”

  恰好此时,为了执导奥运开幕式,张艺谋暂时放下了电影工作。

 

  资本裹胁下的从容

 

  在成功导演了奥运开幕式后,张艺谋的个人声誉达到顶峰。有某品牌评估机构估算:张艺谋的个人品牌价值已经达到2亿美元。

  “有吗?”坐在《中国周刊》记者面前,张艺谋显然对这个问题早有准备,他半开玩笑说:“我没看到2亿美元在哪啊?”

  2009年,三年没有拍电影的张艺谋拿出新片《三枪拍案惊奇》(以下简称《三枪》),这部投资只有8000万的喜剧,没有一个国际明星加盟,但却获得了2.5亿元的票房。好莱坞买下《三枪》时,告诉张伟平,就是看中了张艺谋奥运会后的品牌价值。

  《三枪》上映后的恶评如潮,这些批评几乎是张艺谋从影生涯中所遭受的最严厉的一波。但很少有人知道这部电影背后的逻辑链。奥运会结束后,张艺谋拿着《三枪》和《山楂树之恋》两个本子跟张伟平商量。张伟平觉得拍《山楂树之恋》没什么挑战了,应该干点风险大的事情,于是说服张艺谋拍《三枪》,并力推当年火遍大江南北的小沈阳做主演。

  最终,《三枪》也以两倍的回报率让沉寂三年的新画面重新杀回电影江湖,从投资回报率上衡量,这部电影也是张艺谋最赚钱的一部作品。难怪有媒体戏言:“张艺谋用《三枪》为张伟平还债。”

 

  时隔一年,张艺谋告诉《中国周刊》记者:“《三枪》之于我的经验是拍一部喜剧很难,你不要看是小沈阳、赵本山,搞笑不好拍。尤其是观众又想让搞笑有所谓的意义和深刻。这就更难的,我个人的体会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但这依旧无损于张艺谋在投资人心中的地位。

  曾和张艺谋合作过的一位投资人点评他:“张艺谋品牌易于结合资本的重要原因有二,首先是其有着丰富的资本对接渠道;其次,‘、牛、不配合、要价高、出尔反尔’这些毛病,张艺谋一点也没有。”

  的确,作为中国最知名的导演,他的性格,与这个民族长久以来所倡导的个性非常契合。在执导过奥运开幕式后,张艺谋曾感叹:“个人艺术上的坚持,常常要让位给更大的目标。”

  在中国电影大投资的背景下,张艺谋把自己定义为一个“劳模”,他用异常明确的口吻告诉《中国周刊》记者:“我不知道别人的商业标准,我的商业标准就是不让投资人赔钱。导演并不能永远认为艺术第一,商业无用。现在,我很不喜欢有些人说这意味着导演要牺牲艺术,要捶胸顿足的堕落下去,这不能划等号,我们要学会适者生存,要调整好心态。西方很多导演都走过这样的路,他们仍旧在商品经济社会中保持自己的特色,保持艺术才华。我觉得,我也一点问题都没有。”

 

  相比《三枪》,《山楂树之恋》显然是张艺谋更为喜欢的题材,当初,他拿到剧本时,瞬间就被结尾感动了。按照张伟平和张艺谋的合作模式,这部电影无疑又是张伟平在帮助张艺谋圆一个艺术梦。在影片上映前,张伟平曾放言:“我要赌一把国产文艺片市场。”

  其实,这五年中国电影市场已今非昔比。从前张艺谋缔造的中国大片在海外市场的票房连年萎缩,而国产电影票房却井喷式增长。2009年中国电影增长率是40%,全国电影票房是62亿,国产影片超过票房总额的55%,占据主导型优势。

  张艺谋的新作《山楂树之恋》明显直指国内市场,因为西方人很难理解“这个欲望被无限禁锢时代下的爱情”。电影上映前,威尼斯电影节主席马可·穆勒看过样片后,极力邀请张艺谋把首映礼放在第66界威尼斯电影节上。张艺谋思量再三,还是把首映放在中国。他解释说:“中国市场越来越重要,在过去二十年前,电影节是导演的唯一出路,但现在中国国内票房是首要考量。”

  张艺谋对《中国周刊》记者说:“国内电影市场的前景太好了,很多导演的眼光都从国际转到国内。中国电影这个大炕,还在烧。现在看来,中国年轻观众对国产电影的持续热情很重要。中国电影市场,现在恐怕是唯一在全世界的范围内能在本土电影票房市场上占有份额的一个例外,坦率说,欧洲已经被好莱坞殖民化了。”

 

  张艺谋的新作《山楂树之恋》即将在国庆档期上映。这一期间,他将遭遇一场竞争异常的战争:前有华谊投资的亿元大片《狄仁杰之通天陷阱》,后有打着中国首部西部片旗号的《西风烈》。在首映礼上,《山楂树之恋》没有请任何大明星,最大的亮点是放映了一个短片叫《百变张艺谋》。导演张艺谋仍是电影的最大卖点。

  在媒体发布会上曾出现了尴尬的一幕,一个记者接连追问了张艺谋两遍:“冯小刚是一个喜欢预测票房的导演,他的《唐山大地震》最终票房过六亿,创造了国产电影之最,你是如何预测《山楂树之恋》的票房?”

  张艺谋淡淡地说:“我不预测票房。”

  在接受《中国周刊》记者专访时,他解释:“我从来不预测票房。我未卜先知又能如何呢?说明什么呢?其实没有任何意义。票房不是唯一的标准,中国人不会愚蠢到这个程度。只是社会发展到今天,导演的创作和票房密切相关,它意味着导演是否有第二次机会,意味着导演是否能在这个江湖上有立足之地,意味着导演能否给自己塑造一个良性空间。这都是直接利益。在现阶段,大家更愿意津津乐道票房收入,也正常,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步骤。中国的电影屏幕现在只有 5000块,等到有一万五千块时,可能是五年后,八年后,到时,一部电影票房很容易就达到15亿、20亿。所以,现在的数字都是过眼云烟。没有意义。我尽量不想让自己成为数字的奴隶,也不会拿这些阶段性的数字作为一个功劳簿,更不会作为一个自满的因素,让它成为某种考量的刚性标准。我拍电影还是那条原则,不要让投资人亏本,我的电影只要在个人对投资人负责的基础上,在商业回报上有良性循环就可以了。”

 

  经历过中国电影圈的起起落落,张艺谋用过去的成绩为自己换来了相对宽松的创作空间和充足的资本支持,面对批评质疑,他格外坦然从容。

  “我知道《三枪》后会有批评,现在拍电影就要面对这样的考量。对我来讲,我自己清醒就够了。”张艺谋告诉记者,“我不会范进中举,也不会困惑自己没有出路。实际上,《三枪》也罢,《山楂树之恋》也罢,只是一个导演去接触不同的类型。”

  张艺谋的下一部电影叫《金陵十三钗》,又是一部投资规模过亿的大片。据他本人透露,南京的景已经搭建好了,男一号是一位好莱坞的一线男星。

 

  从一部毫无商业价值的《有话好好说》到接连三部开创中国大片时代的古装巨作,从投资7000万的文艺片《山楂树之恋》,再到即将回归的大片模式,张艺谋说:“这一切并不是刻意为之,我在创作生涯上没有战略性部署,只是看剧本,喜欢一个剧本就拍。剧本是要呈现什么规模,就投资多少。”

  这一两年,张艺谋和朋友聊天,感受最深的是“电影这行业就像前几年的房地产,谁都不缺钱,都是钱在找人”。他跟《中国周刊》记者感叹:“好像现在导演都不缺钱了。谁有一个想法,过半年都开始拍了。我经常想,这个电影能卖钱吗?一年700部电影观众能看过来吗?(这些电影)都跑哪去了?所以现在投资人真是前赴后继的投资。这个时代,是导演的大好机会。现在我接触到的状况是,导演不缺钱,缺剧本,缺演员。其实这种形势是短暂的,如果创作队伍不争气,没有好导演涌现,这个过程很快就过去了。”

 

王长田:电视大佬的电影梦

 

    想当年,美国电影人都曾担心电影会被电视节目击溃,而现在,中国的一个电视制作大佬义无反顾地杀进电影圈。你就会明白,电影对资本的吸力有多强。

  中国周刊记者  李佳蔚 北京报道

 

  自1998年闯进电视业以来,王长田的娱乐电视帝国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有到强,从强到领军者的迅捷发展的6年:2004年,光线传媒就成为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民营娱乐传媒公司,风头至今无人能及。

  也是在这一年,王长田做了一件并不为人所注意的事情:注册了一家电影公司,光线影业。“注册公司就是为了以备不时之需,万一哪一天要做了呢?”多年之后,王长田的解释颇有些误打误撞的味道。

 

  低谷中的选择

 

  王长田注册了光线影业一年后,中国电视节目制作行业的寒冬就到来了。

  2005年,电视有线台和无线台的合并,导致了电视台的区域垄断增强,电视台与内容制作商的交易地位极不平等,大批公司倒闭,整个行业陷入低谷。光线传媒也未能躲过因为政策制约而发生的行业集体陷落。

 

  光线需要一个突破口。

 

  “要不要考虑考虑电影?”2005年的一天,王长田与光线传媒艺术总监张昭聊天时,说出了他“隐隐约约”的想法。后者在2003年底加入光线影业,是纽约大学电影制作专业的硕士。最初,王长田找来张昭为了提升电视节目制作的水平。

  “我知道他一直都没有放弃自己的电影梦。”王长田说。

  “电影梦”的背后是中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的现实:从1993年到2003年十年间,中国电影产业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2005年,中国电影总票房超过20亿,一部《神话》的内地总票房接近1亿。

  一年半之后,王长田正式将“电影”确立为新的业务增长点,这个荧屏上的大佬开始在大银幕上大显身手。张昭,则是光线电影图谋的重要推手。

 

  2004年,王长田的复旦校友向他推荐了一位能人,张昭。王长田回忆:“当年他是复旦话剧社的社长,是朗诵诗歌最好的,我们那个年代对于诗歌有很多的热情,我自己也写诗。”

  王长田学的是新闻,张昭的专业则是计算机,两人在复旦的时候没有打过交道。1998年从美国学成归来的张昭,一回国就从复旦校友的口中得知了有一位叫做王长田的师弟已经在中国电视界“风生水起”。

  彼时的张昭正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下辖的《观点》栏目做副总,他的工作是邀请海外电影摄制组来中国拍摄纪录片,在西方主流媒体播出,向欧美世界介绍中国。工作第一年,张昭就监制了四部电视纪录片,正是因为如此,他很快被提拔到管理岗位。

  张昭被看重的原因是熟悉两边的媒体环境,并且又能够把握影视作品。这得益于他的留学经历和对于电影的热爱。1989年,张昭来到纽约大学,本来要攻读的是哲学博士学位,后来,他拥有了一个远大的目标——“改变人们的生活”,就决定转到电影专业学习。

 

  到美国几年后,他靠自己的一点积蓄和学校赞助的一万美元制作了一部毕业电影作品。电影的名字叫《着陆》,讲述了一位中国大提琴演奏者最终沦为唐人街送外卖伙计的故事。

  从纽约大学电影专业毕业后,他回到中国,受邀来到上海电影制片厂。2000年,作为监制,他参与了一部名为《太空绑架》的中美合拍电影的制作,讲述一群中国和美国孩子从外太空共同拯救一只熊猫的故事。这部电影很失败,张昭说,那是一场“可怕”的经历。

  在《观点》的工作经历让张昭对政府的工作方式有了深刻的理解——政府对于开放文化市场的态度在逐渐发生转变,这正是创立文化企业的绝佳时机。

 

  所以,当2003年的一天,在上海一所酒店的大堂里,王长田邀请他加盟光线传媒时,“没说几句话”,两位复旦校友就达成了一致。

  正式加盟后,张昭出任艺术总监。他为光线筹备制作了一系列综艺节目,其中包括光线传媒进军综艺的旗舰节目《淑女大学堂》,开启了国内综艺节目真人秀的先河。

 

  2004年,光线传媒成为了中国最大的民营娱乐传媒公司,可是整个民营电视制作行业的发展却陷入了停滞,电视内容制作方在同渠道控制者——电视台之间的合作中,难以取得平等的话语权,多数民营电视企业不得不选择转型,谋求新的业务增长点。

  光线也概莫能外。互联网,是王长田寻找的新业务之一。他一度花了接近一年时间,精心研究美国最为流行的互联网公司Myspace,亲自带领团队专门南下拜访了马化腾的腾讯。可是,互联网最终没有成为让光线传媒摆脱增长乏力的灵丹妙药,因为“天灾人祸”而搁浅。

  王长田想到了电影。

 

  “当年决定做电影,其实就是为了扭转那时的低谷,大量的公司倒闭或者转行,民营制作业面临着整个行业的低谷,尽管光线节目还在播出,可是利润下降得非常快,到了谷底了,再这样往下走,很危险。做电影,第一是因为我们有光线传媒的品牌,电视和电影能够形成良性的互动,电视也能够给电影提供现金流的支持,第二,我们有张昭的专业知识和判断。并且,我看到,一些商业电影出来了。”他说。

  于是,王长田对张昭说:“要不要考虑考虑电影?”从哲学专业转到电影专业的张昭当然给了他肯定的回答。

 

  小心翼翼

 

  王长田进军电影业的步伐迈得小心翼翼。

  王长田与同伴选择了一种“潜行者”的姿态开始他们的电影梦想。所以,很少人知道他们一开始的切入点是为张艺谋的《十面埋伏》做贴片广告。

  这并不能算作是一个成功的开始。“2005年,那个时候电影制作风险还是很大,出于稳妥的考虑,我们一开始想要从营销切入,赚到了钱,可是后来我们发现空间很小。”遭受过一次空间受限的王长田显然不能忍受。

  接下来的一次尝试则可以用失败来形容。2006年,光线买下了一部名叫《英格力士》的小说的改编权,他们想制作一部电影了。

 

  “这是一个非常棒的小说。”直到今天,提起《英格力士》,王长田仍然流露出些许的激动。小说的作者王刚是电影《甲方乙方》、《天下无贼》的编剧,《英格力士》斩获《当代》杂志社“2004年长篇小说年度奖”之读者票选、专家评选双料冠军。

  “可是它太文艺了!”王长田的惋惜不动声色。《英格力士》讲的是在新疆乌鲁木齐,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对英语情有独钟,他梦寐以求能够拥有一本厚厚的英语词典,渴望能够说一口纯正的“英格力士”。

  “当初觉得小说好,就能改编出一个好电影,可实际判断出了问题,它是一个文艺片,而骨子里我们是要拍商业片的,再就是题材本身有敏感性,涉及到‘文革’。”当时的王长田找到了刚拍完《可可西里》的陆川,陆川很感兴趣,电影很快就进入了筹备阶段,可最终只能放弃。

 

  以史为鉴。此时,王长田和张昭花了很长时间来研究世界电影发展的历史,得出的判断是“未来中国的电影不是欧洲电影,而是美国大的产业电影,这样你就会选择在历史的哪一个点去切入”。

  光线影业的切入点是建立在一个传媒集团底下的投资制作发行公司,没有艺人经纪,不做院线建设。这个战略明显区别于风头正劲的华谊兄弟和保利博纳以及整个行业所推崇的全产业链建设。

  “做民营企业的难处是比较怕,今天拍戏,哎呀,这个电影院不放我的片子怎么办?于是自己做电影院。做全产业链的一个原因就是好大喜功的心理,全产业链是要价值最大化,而不是图操作方便。政府还要鼓励每一家公司都去做全产业链,怎么能做好?”张昭说。

 

  光线影业的切入点一度被很多人视为“剑走偏锋”。

  王长田表现出了坚定的“用人不疑”:“确立了投资发行制作的道路后,就一直没有改。那段时间,张昭说投什么,我就答应去投,我的(对于电影的)判断力当时一般。”

 

  主导权

 

  片尾曲响起。

  “哎呀,一些地方或许可以改进,”自评“没有判断力”的王长田第一时间与同事沟通,表达了他的遗憾:“如果我们有更多的主导权,可以商业性更强一些,突破一个亿是很有可能的。”

  这是发生在《伤城》看片会后的一幕。由梁朝伟与金城武主演的《伤城》是光线正式进军电影的开端,光线没参与制作,只是与另外一家民营电影公司保利博纳于2006年共同发行。

  2006年底上映的《伤城》在《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冲击下,取得了8000万的成绩,这在当时被视为一个不小的奇迹。

  不过,王长田直言:“《伤城》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运作意义,我们只是负责了其中的一部分,可是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

  对于王长田来说,“主导权”或许是一种难以描述的隐痛。

 

  光线渴望更多的主导权。做《伤城》的时候,光线影业只有三个人,总裁张昭带着两个助理。到了2007年的5月份,张昭开始组建自己的发行团队,团队人数扩充到了十多个人。

  效果很快显现。2007年7月份,光线影业独立发行了第一部电影《女人本色》,投资回报率高达65%。也是在这一年,光线影业开始尝试投资电影,《导火线》和《铁三角》是最初参与投资的两部片子。毫无疑问,相对于发行,作为投资者能够拥有更多的主导权,结果是《导火线》和《铁三角》都进入当年国产片年度票房前十的行列。

  而到了2008年,光线影业则连续独立投资发行了5部影片;2009年,光线影业又发行王家卫的《东邪西毒终极版》,开创了复映片运作新模式,分区运作发行《亲密》,还推出小成本电影《完美新娘》。

  从联合发行到独立发行,从部分投资到独立投资,光线影业在一步步增强自己的主导权,可是在外界看来,它的面目模糊,它的姿态沉默,简而言之,光线影业似乎缺乏“江湖地位”。

 

  现在,张昭对这个问题并不担心。他指着脖子上戴着的“项链”,颇有些自得地对《中国周刊》记者说,“你看,光线影业的江湖地位来了。”

  张昭脖子上的“项链”叫做“精武牌”,是光线影业即将上映的电影《精武风云》中华工的工号牌,正面刻有“精武”二字,反面则是“振兴中华”。光线影业的推广人员将它做成了纪念品。在去威尼斯电影节之前,张昭拿到了新鲜出炉的精武牌,然后迫不及待地将它戴在了脖子上。在这之前,48岁的张昭脖子上从来没有戴过东西。

  《精武风云》是光线影业成立4年来第一个独立的大制作,投资1.2亿,张昭早在3年之前就确定了《精武风云》的拍摄。

  拍完《导火线》之后,张昭在美国问甄子丹,你现在最需要什么?后者很干脆地回答,我现在最需要演经典人物。

 

  他们很快达成了共识:经典人物陈真。一个由李小龙和李连杰曾经演绎过的民族英雄。

  张昭说:“李连杰、成龙逐渐退出华语动作电影,而从需求的角度去看,老百姓喜欢看动作片,华语动作电影需要一个新的领军人物出现,我们需要捧一个出来,我们把目标锁定在甄子丹身上。”

  甄子丹提出的要求则坚定了张昭的信心,甄要求“必须用一流的导演和一流的编剧”,而对片酬则没有特别的要求。后来,《精武风云》的导演为著名的香港导演刘伟强,他的代表作是《无间道》,编剧则是香港电影金像奖主席、著名导演陈嘉上。

  张昭对于自己三年前的约定颇为满意:“当时甄子丹的名气不像现在这么大,如果现在签的话就是2000多万了,而当时的价钱是现在的一半。”张对于《精武风云》的票房预测是至少3亿,他指着脖子上的精武牌,笑着说,“达不到我就不摘了,一直戴着。”

  不过,当记者把“商人”的评价送给他时,他很快收起了笑容,严肃地说道:“我是一个电影企业家吧。”

 

  模式的力量

 

  张昭最热衷于谈论的是商业模式:“我觉得中国做电影的人,总是觉得自己和别的行业没有关系,你去看新媒体、快速消费品,真正出来的公司都是具有前瞻性的公司。你看马云、网易、腾讯,决胜的首要前提一定是商业模式。我和长田在商业模式上的判断的一致,是最让我欣慰、也是最大的力量。”

  他的老板王长田则直言:“在别的(电影)公司很少会谈到商业模式,我们在小中层的层面也让他们接受品牌、战略和定位,接受商业模式的概念。”

  那成立不到四年的光线影业的模式到底是什么?

 

  王长田开始字斟句酌:“以市场为营销策划和管理中心,以全国分区发行网络为销售平台,这样一个体系……”王长田停顿了下来,显然,他意识到了他的答案或许过于抽象。

  在用一张纸巾把面前烟灰缸内的五个烟头包好之后,他说,“举例说吧,比如《花田喜事2010》。”

  《花田喜事2010》是由光线影业投资、香港和内地制作团队联手制作的贺岁喜剧电影,也是光线影业继《家有喜事2009》成功后再次推出的喜事系列品牌剧的续集,取得了接近6000万的票房,投资回报率超过50%。

 

  而在票房之外,王长田更为看重的是为什么《花田喜事2010》能够在60%的贺岁片都失利的贺岁档市场上取得成功的原因:地方化的发行网络、定位精准的商业类型片和电影品牌化道路。

  《花田喜事2010》的票房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温州、株洲和常州等三线中小城市,这是中国电影产业发展至今非常少见的现象。在张昭看来,这理所应当:“就像原来长田做娱乐,口号是我们了解娱乐界,现在我们光线影业是我们了解老百姓需要什么。”

  “现在好多(电影)为什么观众会去骂你,就是因为提前没有沟通,他本来想看这个,进去之后发现是看的那个。张艺谋《三枪》的问题就是这样,它达到了张艺谋的设想,就是想做一个悬疑喜剧,可是所有人错误的概念是,一个奥运会开幕式的导演,你怎么去拍这样一个东西?落差就在这里。”张昭说。

 

  解决“落差”是光线影业要做的事情。

 

  “把喜事系列当做年夜饭来做,当做春晚去想,《家有喜事》就是饺子,大城市可以不吃饺子,可是对于老百姓来说,饺子是必须的。”张昭认为,光线影业的发行推广能够做到有的放矢。比如,在湛江,他们的广告和赞助商来源于餐馆,合作的方式是“订年夜饭,送电影票”;在温州,光线影业的广告都是在生活频道,而不是娱乐频道;在广州,光线影业选择的合作对象大多是美容院,因为当地很多人过年要美容。

  支撑精准营销推广的是光线影业建立的独特的销售发行网络。王长田说,光线影业的发行模式是一个以市场部、大区办事处和城市销售代表相结合的三级矩阵式市场系统。市场部下设10个销售大区,这10个销售大区层级下,分布着50多个“销售办事处”。

 

  张昭则喜欢用美国的电影发行做比:“冯小刚十年之前就说‘要为人民服务’,今天的人民在哪?是中小城市的观众,以美国为例,真正的市场不在纽约,不在洛杉矶,在美国中等城市发达地区的小城镇。我们在消费者身上用心,别人花心思在明星身上也不能说不对。”

  同时,坚持电影品牌化道路,则是张昭这位带有明显海归气质的电影人所信奉的运作理念。张昭在美国的几年时间内,亲身感受的是美国电影公司在品牌运作方面的成果。《007》系列电影、《哈利 o 波特》系列电影、《蜘蛛侠》系列电影……这都证明了品牌电影强大的号召力和不可估量的市场空间。而早在2008年底,光线就确立了电影品牌化的路线,已经开始的喜事系列、处于制作阶段的《四大名捕》系列和《兵器谱》系列等,都是这一路线下的产物。

  光线影业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视为一匹来势汹汹的黑马:它在过去四年保持了每年至少100%的增长速度。

 

  而在王长田看来,光线影业不应该以黑马的形象出现,也并非横空出世,因为这向来不是他的性格。“我们是有计划的,一路走来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不认为我们走得很快,我认为这是一个相对的平衡,我的性格就是相对平衡,我不会去冒险做什么事情,也不会保守。”

 

王晶:我经历的电影兴衰

 

    “内地电影市场的热,与当年的港台市场相比,还是不同的。当年我们是重利,现在内地电影人还是太‘重名’了。”

  中国周刊记者  张卓 北京报道

 

  直到现在,电影圈里的很多人都还在谈论王晶去年的电影《大内密探灵灵狗》。这部被网友评为“烂片中的烂片”的电影,以4000万的投资一举拿下1.03亿元的票房。很多电影制片人都因为这部电影背上了包袱,因为他们每见一个投资人,对方都会拿这个案例说:“你看人家《灵灵狗》怎么就能赚钱?”

  在接受《中国周刊》记者采访时,王晶感慨:“中国内地电影市场走的太快了,按照我的理解,当一个社会人均年收入达到小康后的二十年,电影才可以成为流行产物。当年的日本如此,法国如此,现在中国内地也如此;而当人均收入高于小康时,人们就开始追求个性了,观影受众必然分流。以中国现在的速度来看,可能不到二十年,整个电影受众就会分流。”

 

  黄金盛世

 

  在导演王晶的经历中,1988年香港电影才算真正驶入了“黄金时代”。

  1977年,生于电影世家的王晶编写了第一部电影剧本《鬼马狂潮》,迈出了商业电影道路的第一步;1981年,他加盟邵氏,担任导演,推出了首部作品《千王斗千霸》,这部集警匪、枪战的作品上映后一炮而红,以500多万的票房位列当年十大卖座港片第九位。

  与当下的内地电影市场不同,自香港电影诞生起,院线就是其重要的经济支柱,邵氏和嘉禾业内大佬,有充足的资金自产自销;其他院线则选择资助导演。1988年,香港成立了一条新院线,新宝院线。当年港产电影发行量就激增到110部,比1987年多了20部。在魏君子《香港电影演义》一书中写道,正因为新宝院线的成立,香港影人的“赚钱时代”来临了。

 

  当年,刘德华叫“刘十三”,寓指“一年拍十三部电影”;郑裕玲叫“郑九组”,同时段接拍九个戏。连幕后的摄影、灯光、茶水都身兼三四个组的任务。

  这段时间也是王晶从影生涯中的黄金期。1988年,他和刘德华合作拍摄《最佳损友》,这部400万的小成本喜剧片最终摘下了2000万票房。当年,刘德华一天连轴跑三个剧组,只有到王晶的剧组才能睡两个小时觉。“他每次来我片场都是一副要死的状态。我不得不说:‘你先睡,睡两个小时起来再拍。’ 两个小时后,我必须叫他起来,我也一天有两个组在同时开拍啊!”

  20年间,他拍摄的80部电影累积总票房超过了10亿港币,被誉为“香港最高票房导演”。

 

  香港电影的繁荣背后是台湾热钱的涌入,这一时期,华语电影出现了大量的港台合拍片。1992年前后,刘德华的天幕、李连杰的正东相继创立,他们背后的金主都是台湾片商。

  一部港片的立项过程是:台湾片商拍钱,点名要香港大腕配搭出演,然后找导演,最后才是创作剧本。据传,当年王家卫就是以“林青霞、张国荣”班底,“骗”来台商千万投资,开拍了《东邪西毒》。

  “如果台湾片商投资份额不到整部电影的一半,导演是不会选择拍的。因为拿自己的钱拍会赔啊!到后几年,台湾资金已经足够支撑整部戏。”王晶说。

 

  在充足的资金资源下,一部香港电影从立项到完成多则二个月,少则一个月。据说,当年刚出道的编剧文隽就曾在导演的逼迫下四天写出一个剧本。在王晶的回忆中,这样的江湖段子基本属实。他说:“四天都算多的了,为了加快速度,很多片子导演都在片场想剧本,有时,就算有剧本也不用,因为一些导演是武指出身,根本不会写字,需要有一至五个编剧在现场。”

 

  台湾金主

 

  现在回忆当年盛世,很多人感叹600万人口的香港能在电影产业领域被誉为“东方好莱坞”可谓一个奇迹。但在王晶看来,香港电影当年的兴盛完全是得益于台湾电影保护主义的庇护。“你说当年香港就那么点人口,哪来那么多票房啊?那时靠的是台湾受众。”

  上个世纪90年代,台湾政府只允许台湾片和港片在本土上映。港片上映前要加入一个名为“台湾自由工会”的组织,保证政治取向符合国民党的利益。当年,梁家辉因拍摄了《火烧圆明园》被台湾当局封杀,因为台湾市场的重要性,梁家辉在香港的工作机会也几近流失。

  在西片上,台湾政府有严格的限制:一部好莱坞电影只能引进八个拷贝,也就是说最多只能在八个戏院上映。

 

  “好莱坞片子很少,日本电影不让上,韩国片一点点。”王晶向《中国周刊》记者回忆说,“在和港片的竞争中,台湾片怎么能比香港片好看啊?当年台湾电视剧也很难看。记得当局规定,所有打的镜头只能打八秒钟。我看了一个电视剧,两个人打到第八秒,忽然停了,说:‘住手,你不是我叔叔吗?’我笑死了。台湾电视不好看,电影不好看,老百姓只能看港片了。”

  香港电影在台湾的大行其道也恰逢台湾经济正待起飞:各地开发公路,搞基础建设。台湾中南部的很多农民依靠政府征地补偿的土地金,一夜暴富。

  王晶听闻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年春节,一个农民拉着牛车,带着一家老小十六口进了电影院。一看坐满了。农民说:“不行,我光出门就花了三个小时,一定要看上香港电影。”于是不得已加座看。那时,台湾一家1000个座位的戏院,很可能有2000人在看。

 

  在香港电影的极速狂飙中,王晶成为其中既高产又卖座的导演:

  1991年他和周星驰合作《整蛊专家》 ,开始了他们长达10年的无厘头喜剧的创作;同年,又开拍《赌侠》,开创了香港电影的赌片市场。为了快拍快上,王晶的电影多以情节夸张著称,没有什么艺术讲究。他曾说过:“观众想看什么电影,我就拍什么。”

  台湾充足的资金一面带动了香港电影的发展,一面也使得整个香港电影产业陷入了恶性循环:跟风烂作横行,影片类型单一,演员片酬居高不下,有影评人评价这一时期的香港电影是典型的“商业功利主义”。

  当年,香港政府不能对电影产业进行过多的“宏观调控”,基本上一部电影没有太大的政治问题,都可以上映。

 

  王晶说:“与现在的内地电影审批制度不同,香港政府对电影管制有很清晰的条文。导演对照着拍就可以了。一部符合标准的电影拍完后,你必须让我上。而且香港的审批制度是三天之内就要给答复,不像现在的大陆拖拖拉拉几个月都没有审完。”

  在很多电影圈内人看来:1993年是香港电影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事情的起因是由于恶性竞争,周星驰的电影《济公》卖给台湾片商3000多万港币的高价,最终让台湾片商血本无归。这个事件引发了台湾八大片商开始和香港电影从业协会就“如何抑制港片成本,压低港片酬劳”进行协商,最终,谈判破裂。台湾片商要求台湾当局放宽对西片的限制。1995年,台湾当局不再对好莱坞电影的拷贝数量进行限制。

 

  “我们怎么打得过美国片啊?”王晶唏嘘,“香港电影就是这样失守的,其实是香港人自己搞死了自己。我们去谈判的人威胁台湾片商,你要封顶,我们就不给你电影,就算给了,最多只能放三个月。台湾商人当然不干,最后才引发了政府干预,让好莱坞电影进入到台湾。后来,台湾电影也是这样死了,两败俱伤啊!对于这段历史,很多香港电影的资深影人都不愿提,或者说是个忌讳。他们怎么敢提?当年他们做了最笨的一件事情。如果先答应台湾商人封顶,两三年后港片价格自然会上去了。这个故事只有我敢拿出来讲,而且我只当着媒体说过两次。”

  一组数据也表明观众逐渐对港片失去兴趣:1991年的香港电影票房前三名都在3000万港元以上;1992年,前三名的票房都超过了4000万;但1993年只有《唐伯虎点秋香》略超过4000万。

 

  内地尝试

 

  1993年之后,香港电影陷入萧条。随着吴宇森、徐克、李连杰等大腕明星远走好莱坞,香港本土已经很少有人再坚持拍电影了。

  当年,王晶尝试走了两条道路,第一条是自办公司,拍摄一系列面向香港本土的电影。这里就有日后大获成功的古惑仔系列。王晶说:“当年台湾市场死了,我就想拍一些面对香港年轻观众的电影,做大本土市场,找到新的增长点。其实香港当年的状况和现在内地很像,观影的平均年龄偏老。应该有一些面对20— 28岁年轻人的电影。”

  王晶走的第二条路就是尝试来内地拍摄合拍片。1993年前后,内地已允许和港台资本合作拍片。《倚天屠龙记》是王晶进入内地拍摄的第一部电影。整部影片绝大多数投资来自台湾片商,内地制片方只投资了200万。王晶解释说:“内地200万投资是一个封顶价格。说实话,这些钱在我眼里根本不是一个钱。”

 

  回忆1990年代的北京,王晶形容“路黑乎乎的,什么都没有”。当年,王晶最常去的地方是燕莎。剧组里一个内地员工告诉他:“燕莎是我们走都不敢走进去的。

  王晶说:“我觉得这样很不好,同一个组里,大家得到的待遇相差太远,香港员工拿的钱内地员工可能三辈子都拿不到。而且,我接触了一些内地电影人,发现这里没有纯粹的商业片,不是导演不想拍,是他们连有这个念头都不敢有。”

  1996年,王晶和永盛娱乐合作,开始尝试在内地发行电影。当年,永盛娱乐对发行VCD抱有很大希望。最初面向市场的《百变金刚》、《烈火战车》、《赤子威龙》都获得了可观的收益。“但不知道为什么?忽然就不让我们发了。”王晶说。

 

  也许是经历这一事件,王晶放慢在内地发展的脚步,即使在1997年回归后,香港影人大举北上时,王晶也走得越发小心谨慎。近十年间,他先拍摄了一系列卖座的电视剧《小宝与康熙》、《楚留香》、《天下第一》;2003年前后,才开始尝试投拍一些小制作低成本的电影,比如1000多万成本的《卧虎》和《野蛮秘籍》。

  到2007年,王晶感觉内地市场开放的差不多了,遂决定在2008年放大对内地电影的投资额。从2008年到2010年间,王晶相继推出《美丽密令》、《未来警察》、《金钱帝国》等电影,内地屏幕上一度又出现了港片兴盛期时王晶PK王晶的状况。

 

  但和在香港受到的抨击一样,在内地,王晶的每部作品都会被诟病“这么烂的电影会搞垮电影市场”。王晶反击说:“他们凭什么骂我?我拍了三十年的商业片,掌握了商业规律。我的电影不卖座,谁的卖座?再说,如果这部电影票房不好,你随便骂我。但这么好的票房,证明有很多人在看。电影不是艺术,它是大众传播,所以导演要用社会学的角度去分析。一部电影从立项起就要考虑演员配搭,上演档期,戏里的娱乐性比例,是否融合地区口味,同类型片子的多少。这是一套精密的商业计算公式。”

  2010年是内地市场更好的时代吗?王晶摇摇头:“现在内地电影市场看似热,但我很少敢用来自行业外的资金。一个人常常说给你投500万,结果只是说说看;能拿得出1000万以上的投资人,其实不多。另外,内地电影市场的热,与当年的港台市场相比,还是不同的。当年我们是重利,现在内地电影人还是太‘重名’了。”

 

许鞍华:我的老板是王晶

 

《天水围的日与夜》海报

 

 

王晶和许鞍华

  许鞍华一直喜欢拍那种“透明得可以接触到生活的戏”,这种文艺片连大陆的投资人都不愿意涉及,可拍“烂片”《大内密探零零狗》的王晶愿意连续为她投资三部电影。

  中国周刊记者  邓艳玲 北京报道

 

  香港电影金像奖主席陈嘉上曾经说:“香港电影之所以能够撑着,是因为我们还有王家卫、许鞍华,而不是因为有我和王晶。”他同时提醒说,从《天水围的日与夜》开始,许鞍华最近的三部电影的投资人都是王晶。

  这是一个“奇怪”组合。“这大概也是香港电影工业的一个大进步吧。”陈嘉上感慨。

 

  对骂

 

  1979年开始,许鞍华已经拍了21部电影。 8月在香港上映的《得闲炒饭》是她最新的作品。息影13年之久的周慧敏出现在这部电影中。

  问她怎么打动玉女?她平平淡淡地回答:“看了剧本她就来了。”如何自评这部新作?“希望不是拍得太差啦。”

  许鞍华不怎么愿意说自己。她有些无奈地对《中国周刊》记者说:“一个导演老是说自己的作品和自己的为人,不论怎么说,都变成了一种娱乐节目。对于拍戏,我倒不烦,对于老是去谈自己,我真是有点受不了。

 

  对于这点,许鞍华多年的好友邝保威深有体会。电影硕士出身的邝保威从1993年开始关注许鞍华的电影,不时找她聊自己拍的电影,持续16年,编著成一本书《许鞍华说许鞍华》。

  “这本书中她说自己的部分,简直就是在对自己的电影进行批判和检讨。”每次和许鞍华聊,邝保威都感叹于她的“过分”谦虚。

  这么谦逊的许鞍华,第一次在媒体公开骂人,骂的正是她现在的投资人、“老板”王晶。

 

  1990年,许鞍华的半自传体电影《客途秋恨》上映。片子以许鞍华自己和她的日本籍母亲为原型,讲述了母亲一辈子身在异乡的飘零感受。当时,王晶评论说:“谁要看一个胖女人跟她母亲的自传?”

  时过20年,在接受《中国周刊》记者采访时,王晶说:“这是我真的想法。我拍我和我老爸王天林的故事,也肯定没人看的。这种很闷的片子在电影院放映真的不行。”

  事实上,这部片子真的卖不动。

 

  1991年、1992年,许鞍华又接连拍了《极道追踪》和《上海假期》,也都赔了钱。王晶也公开批评过,许鞍华不该让老板没钱可赚。

  有记者将这番话传给了许鞍华,成功地激怒了这个女导演。当记者问她,王晶的戏怎么样?她就借机“报仇”,顺势大批王晶的片子都是烂片。

  “隔空”骂过王晶之后,许鞍华在报纸上看到王晶对记者说,“许鞍华批评我的地方我都接受,因为她跟吴宇森是我最佩服的导演。”更令许鞍华惊讶的是,很快,王晶还找上门来,叫她给他的公司导戏。

  “我向来很开放。我觉得行,她愿意和我合作的话,也不需要是我的朋友,合作能做成就行。”王晶说。

 

  理想和现实

 

  拍《客途秋恨》之前,许鞍华已经完成了七部电影。其中,最著名的是1982年的《投奔怒海》,这部电影也是刘德华的电影处女作。凭借这部电影,许鞍华获得香港金像奖最佳导演,

  《投奔怒海》票房收入1400万港元,刷新了文艺片的卖座纪录。王晶非常喜欢这部电影,更欣赏许鞍华早期的导演风格。

  但许鞍华对于电影的信念是,“电影永远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值得你永远追个不停,永远别想休息”。

  1983年许鞍华去看了台湾新浪潮电影,第一部是杨德昌的《海滩的一天》。看完后,她惊呆了:哎呀,我们完蛋了。为什么他们那么靠近生活?

 

  当时的香港电影很少有写实风格的,受台湾新浪潮的影响,她开始明确自己要拍摄的题材,她想拍专属于香港人/中国人的生活经验,她要走作者电影这条路。

  1983年的许鞍华,开始迷恋那种“透明得可以接触到生活的戏”。以前她看侯孝贤的电影很贴近生活,但没有故事性,觉得难拍,现在总算知道,其实他们不是没有故事性,而是直接就用生活中的事件。

  许鞍华最初的尝试,看起来和市场格格不入。从《客途秋恨》开始,连续几部电影的票房都不理想。这让王晶很着急。

  王晶本人拍最大众的商业片,但自己业余时间却爱看文艺片。

 

  “其实我业余时间喜欢看的是文艺片。”王晶说。王晶自己也拍过文艺片。他1999年拍的《笨小孩》还让香港的老牌红星叶德娴获得了台湾金马奖影后。当时为了争取到这部片子的导演权,王晶还主动向投资方表示,自己可以不要导演费。但《笨小孩》的票房不好,王晶此后不再涉足文艺片的拍摄。

  他觉得许鞍华的道路选错,忍不住说出来:“为什么不继续拍《投奔怒海》、《撞到正》这样名利双收的片子呢?为什么老是去拍一些古古怪怪可能让你下一部片子找不到投资的片子呢?”

 

  合作

 

  1994年,许鞍华的电影《女人四十》上映。这部电影让萧芳芳获得了柏林电影节影后,也取得了不错的票房。在这部电影后,王晶正式找许鞍华讨论合作。

  从那以后,每年他们都会见上一两次,聊上差不多45分钟。内容很简单,许鞍华讲故事,提预算,王晶根据听到的故事决定投不投资。这样的沟通持续了十多年,但两人一直都没找到合适的合作题材。

  2008年,许鞍华已经拿着剧本《天水围的夜与雾》,找了很多家电影投资商。

 

  这是一个根据香港天水围地区真实发生的凶杀案改编的剧本,讲述了一个嫁到这里的大陆新娘和她所生的孩子都被香港丈夫杀害的故事。

  这是许鞍华当时最想拍的片子。她做了四年的准备,甚至自费到那个大陆新娘位于四川的老家去探访。

  但这样一个发生在香港本土的故事,很难在外埠找到投资,但如果光是在香港本地找钱来拍电影,外埠市场很难打开,本地的发行又不能负担成本了。几乎所有的电影投资人都拒绝给许鞍华投资。

 

  2008年的香港电影市场已经极度萎缩,即使取得香港本地的投资,但仅以香港的市场,投资人最多只能投300万,这个投资显然拍不了她心目中的《天水围的夜与雾》。

  许鞍华倒不是刻意坚守香港本土市场。2005年和2008年分别上映的《玉观音》和《姨妈的后现代生活》,就是内地的影片投资人专程找她拍的。只是,她更希望拍一些自己身边的故事。

  她和王晶说起这个故事,王晶不置可否,只是问她,还有没有其他的故事。她犹犹豫豫地把和天水围相关的另一个剧本《天水围的日与夜》讲了出来。这是个温情小品,描述的就是天水围一个普通人家的日常生活。许鞍华自己都觉得有些闷,没有把握说服王晶。

  没想到王晶一听,就定了先拍这个,投资120万,用高清数码来拍。

 

  《天水围的日与夜》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光在金像奖上就斩获了四座奖杯: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女主角、最佳女配角。但从投入产出上来讲,也仅仅是收回成本而已。   

  接下来,王晶仍继续给许鞍华投资700万,拍《天水围的夜与雾》。

  《天水围的夜与雾》赔了。王晶还是一如既往给许鞍华投资,拍了《得闲炒饭》——这是一部讲女同性恋的情感故事的片子。

  许鞍华说:“我蛮感激王晶,在很可能没有内地市场的前提下,他还投资《得闲炒饭》这部电影,这个风险非常大,万一香港的票房不好,那他就要亏本了。”

  一直以来,王晶都标榜拍电影一定是要以赚钱为目的,如果不赚钱就不会拍。对许鞍华的投资,似乎有些违背他的原则。

 

  许鞍华之外

 

  “我并不是只投资了许鞍华一个人。十五六年前,我就这样做了。”王晶说。

  1995年,王晶成立电影公司。从那时候,他就开始投商业片之外的各种类型的片子。为了不让自己身上强烈的印记影响观众对那些影片的印象,绝大多数时候,他都隐藏在幕后,毫不声张,甚至不在影片上署名。

  1996年,他投资给老搭档吴君如拍摄《四面夏娃》。那是吴君如唯一一次执导电影。那年吴君如29岁,正处于人生的焦虑期,对自己的未来很不确信,想用一部实验探索性质片子证明自己。最终票房惨败,吴君如自己也赔了400万。

  1997年,王晶继续投拍了自己中学师弟关锦鹏的《越快乐越堕落》。这部电影也没卖座。对此,王晶看得很开:“全世界的文艺片都不赚钱的啦,自己口袋里还有钱,可以支持就支持一下吧。如果不能赚钱,就当培养新人。”

 

  拍商业片,他连一毛钱怎么用都会计算的非常清楚,但是他从来不会这样去计算文艺片。他对导演的唯一要求就是:把你告诉我的故事,拍得和你跟我讲得一样好就够了。

  投资艺术片他只有一个原则,不论是谁,只要 “本子好”,能打动自己,和观众产生共鸣,那就拍。

  和王晶合作,许鞍华对王晶的专业能力有了新的认识。她发现,王晶其实是非常专业的电影人,懂写剧本,懂演戏,能当导演监制,懂得电影市场,是多面手。

  “他是货真价实的监制和出品人。看剧本,通过我的演员,看初剪,通过初剪,都亲力亲为,非常专业和敬业。”

 

  王晶告诉《中国周刊》记者,台湾的“电影教母”焦雄屏也找自己谈过合作拍艺术片的事情。但是台湾那边提供的几个片子,不太适合他的想法,他觉得没有把握。“我和台湾始终都有一些距离感,我感受不到它的好在哪里,我都感受不了,我怎么投?”他更多能理解的是香港为背景或叙事对象的艺术片。

  王晶并不愿意多谈香港电影,更不愿把“促进香港本土电影的发展”这样的标签贴在自己身上。在他心中,“香港电影”几个字早就不存在,他愿意提的是“华语片”。他认为文艺片在华语电影市场中只会是越来越少。

  “以前为什么大家拍文艺片,不是因为可以卖美国市场,而是因为欧洲有这样的频道,但是正因为播了太多艺术片,欧洲的频道垮了。现在的文艺片可以说基本没有海外市场。”

  自己之所以坚持投资给艺术片导演,只是因为“已经没有了,你还不拍,就永远没有了”。

  王晶不愿标榜自己,他不掩饰这样做是希望自己的电影公司要在华语片电影市场占有一席之地,“不能只拍一类片,必须要有我拍的这种片,也有许鞍华这样的导演拍的那些片,才算是完整、完善和负责任的香港电影公司。”

 

贾樟柯:我的电影我做主

 

左起:贾樟柯、赵涛、北野合影

 

电影《小武》工作照

  贾樟柯的电影在内地没有大卖过,可他也从来不愁钱。他有稳定的投资人和销售渠道,这个艺术片导演从一开始就遵循商业规则。

  中国周刊记者  邓艳玲 北京报道

 

  贾樟柯没有给自己的新电影《在清朝》投资,而在以往的电影中,他总会投上三分之一。“我们也要赚钱啊!因为我的电影都赚钱,为什么要让别人赚钱呢?”他对《中国周刊》记者说。

 

  三分之一的原则

 

  《在清朝》的主要投资方是香港寰亚的林建岳,资金早在2006年就准备好了,一直等着忙碌的贾樟柯抽出时间拍摄。

  在以往的电影中,贾樟柯并不只是导演,也会做自己电影的投资人,而且都是占总投资的三分之一。《在清朝》他没有参与投资是个例外,因为他必须要还给香港寰亚的老板林建岳一个人情。林建岳从四年前一直等到现在,要他帮助拍一部电影,始终初衷不改。“今后应该不太会出现这种情况。”他补充说明。

  “钱从来就不是问题,我要拍电影,资金从来都是充裕的。”说到钱,贾樟柯的表情总是很轻松。

  2010年初启动的“添翼计划”,正是因为找上门来的投资实在太多,他把用不完的钱,转而投资给其他有才华的导演。这个计划的启动资金是一亿元,主要用于培养青年导演,支持他们把好的电影剧本拍出来。

 

  从去年开始,一直不缺钱的贾樟柯,也有些被突然找上门来的大笔资金吓到了,差不多十几亿资金! “对电影感兴趣的各色人等突然多了起来,挖煤的,做钢材的,搞房地产的……他们都看到了中国电影市场的迅速成长,都想加入”。

  贾樟柯是山西人,家乡的煤老板几次来找他,讨论投资电影的事情。其中一个自称资本最“小”的,身价也有3个亿。尽管,他们之前对于电影一无所知,但已经打定主意要在电影行业谋一席之地。

  贾樟柯没有来者不拒。他说:“我对资本是有要求的。”他并不喜欢钱越多越好,他希望的是用最合适的钱来拍电影,而且投资人最好是懂电影的人。

 

  “添翼计划”中由青年导演韩杰执导的《Hello!树先生》即将完成。这个片子的投资并不大,贾樟柯自己一个人也完全可以承担,但他自己只投了三分之一。保利博纳投三分之一,上影集团投三分之一。

  这个投资比例自有道理——保利博纳有联合院线,它的加入保证了终端发行;上影是国有企业,可以为整个影片的立项、送审保驾护航;贾樟柯则是对片子的质量进行把关。

  贾樟柯要的投资就是要这样能互补的组合资源。“对一个不太缺钱的计划和公司来说,钱不是最主要的,钱背后的资源是最主要的。”他说。

 

  才华换投资

 

  “添翼计划”已经投资了三部电影:《树先生》、《因父之名》、《陌生》,无一例外都是青年导演的处女作。

  “真正有才华的导演,他的才华一定可以通过片子呈现,也肯定是有市场的。”贾樟柯并不想成为一个恩赐者。同时,他当然知道,对一个导演而言,第一部电影的投资也是最难找的。

  1994年冬天,还是北京电影学院大二学生的贾樟柯,筹拍《小山回家》。一个50分钟的短片,反映一个在北京某餐馆打工的民工被老板辞退后,寻找昔日伙伴一道回家的故事。

  拍摄用了2万块钱,一部分来自他当枪手写剧本攒的钱,一部分是朋友同学的赞助。钱主要用于租摄像器材和购买胶片,小山就是由他同班同学王宏伟出演,其他角色也都是同学、朋友友情客串。

 

  就是这个极低成本的学生习作,为贾樟柯开始展示自己的才华。1996年,《小山回家》去参加香港国际影片展的短片竞赛,不但片子获得了最佳故事片奖,他还认识了周强——他导演生涯最重要的拍档之一。从那以后,周强成了他的制片人。

  出生香港的周强当时刚从美国留学回来,成立一个名为“胡同”的制作公司,致力于推进独立影片的创作。贾樟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长片《小武》就这样拿到了第一笔投资,这也是他导演生涯开始的第一笔投资。来自香港的“胡同”。

  “胡同”给的资金并不足以启动《小武》的前期拍摄。贾樟柯一个在山西开广告公司的朋友,以私人的名义又给了一笔钱,这样,贾樟柯才凑齐了《小武》的前拍摄所需要的20万。这是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投资组合:一笔钱靠商业,一笔钱靠人情。

 

  加上后期制作费用,《小武》一共用了38万。38万还是主要用在摄像机、胶片等硬件设施的租用和购买上。人工都是打折的,每个人都只是拿津贴。摄影师工资本来是两万块钱,就先给2000,还有1.8万等回收再说。

  1998年初,贾樟柯把片子的录像带寄往柏林电影节。《小武》柏林电影节播放并获奖之后,贾樟柯突然发现自己变得“很热门起来”,很多制片公司都在“抢”他,要给他投资拍片。有一次,他到法国和制片公司谈合作,要回国了还没谈完,好几家制片公司的负责人,干脆就跟着他从法国一块飞到北京,继续谈。

 

  《小武》也让日本的大导演北野武找到了贾樟柯。两人很快成为惺惺相惜的好友,从那之后,北野武的制作公司T-MAKET成为贾樟柯接下来的《站台》、《任逍遥》、《世界》等片子的重要投资者。

  柏林电影节之后的半年,《小武》通过法国一个全球发行营销公司,发行到十几个国家。贾樟柯口袋里一下子很多钱,最多的时候,他手里有400多万。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贾樟柯拍片不再为找钱发愁。

 

  贾樟柯模式

 

  1990年,画家刘小东的作品《心乱的男孩》让贾樟柯深有感触。他觉得,自己就是画中那个坐在桌前发呆的小男孩。那时,贾樟柯还在学画,准备报考美院,自己的未来是什么,他思绪纷乱。

  四年后,依然是大学生的他,再也不是心乱的男孩。

  对于使他受到影坛第一次认可的《小山回家》,他认为这不算是一个正式投资的作品,“所有人都开绿灯,工作人员都不收钱”。

  那时,他就认为:“赞助型的投资不合理,即使两万块,也应该回收回来。”

 

  他在香港国际影展得到的一笔奖金,首先就想到回报“赞助投资人”。《小武》也是这样,一旦回收了资金,他第一件事就是还钱。回报完投资之后,接下来回收的钱再作为利润分红。

  “从我们进电影学院学习电影制作,上的第一堂课就告诉了我们——电影是艺术的所有门类中最花钱的,有很强的工业属性。”贾樟柯说。

  “如果你的电影赚不到钱,没有人再给你投资,你的创作也就中断了。”如果一个导演说自己不懂艺术和创作之外的事情,贾樟柯觉得:“那是他的知识不够全面,能力也是有欠缺的。”

  在电影学院读书的时候,贾樟柯就要求自己必须去学习哪怕简单的工业知识,金融知识,要求自己必须对金融,对产业,对整个经济领域有一些基本的认识——因为这是从事电影行业的一个前提。

 

  1998年,贾樟柯还不到三十岁,只拍过《小武》一部长片,但他已经显示出令人叹服的成熟。当时找他谈《小武》国际版权的公司有很多家,他选中的是法国的一家全球代理公司。这家公司在全球都有营销网络,差不多三四十个国家。

  法国的公司买下《小武》的国际版权之后,具体在哪个国家发行,就是他们去谈了,贾樟柯除了收版权定金,还有票房分红。

  《站台》的投资有贾樟柯自己的400万——这是他从《小武》中得到的收入,也有北野武的制作公司T-MAKET投入的500万,另外还有法国外交部提供的70万美元的基金。选择这两个地区的钱,就是出于电影投资回报的考虑。

  北野武的制作公司在亚洲有绝对的影响力,选择它就能进入到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日本。在日本,贾樟柯和北野武的电影一直都是同一家发行公司。美国有三四家独立电影公司,也总是买他的影片来放映,因为他们自己就有专门的艺术片院线,来放映高品质的艺术片。

 

  现在,法国MK2公司是贾樟柯新的全球的销售代理。这是法国第三大的院线,他们有覆盖全球的发行网络,甚至可以卖到非洲和南美洲。

  尽管每一部片子每次发行的情况各不相同,但法国、美国、加拿大、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英国,是贾樟柯最忠诚的市场。

  贾樟柯并不认为这是自己独有的模式。“这是国际电影工业成熟规范的渠道,进入了这个渠道,一切都按规矩来就可以。”

  在他看来,目前国内也只有王小帅、娄烨和他一样,每一部片子都拥有国际市场,都能进入国际发行渠道。另外还有张艺谋和陈凯歌也具有国际号召力。张艺谋的电影在北美和欧洲有着基本的发行网络,陈凯歌也有。

 

  “应该崇拜的是利润率”

 

  今年夏天,冯小刚的《唐山大地震》取得6.5亿的票房。面对这个灼人的数字,贾樟柯不动声色地说:“应该崇拜的不是数字,应该崇拜的是利润率。”

  对于自己所有电影国内票房不佳有些甚至惨败的现实,贾樟柯从来就不回避。

  《世界》之前,贾樟柯的电影都不能在国内上映。投资1000万的《世界》在国内的票房也只有200万元。

 

  让他获得2006年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的《三峡好人》,和张艺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同一天上映,国内票房只有100多万,分到他手里是30万左右。但他印了70多个拷贝,等于在国内赔了40多万。

  但是,按照发行方公布的数字,《世界》在北美地区的版权就高达百万美元,国际销售在2004年的华语片中仅次于《十面埋伏》和《2046》。《世界》的全球总收益相当于按票房算是一亿两千万。

  在威尼斯电影节上,《三峡好人》两天就卖掉了国际版权,卖到差不多25个国家,票房比《功夫》要高很多。那一年,《三峡好人》作为一个文艺片,在欧洲的票房超过了来自亚洲的所有类型电影。

 

  MK2是从《二十四城记》才和贾樟柯合作的。之所以选择了MK2,“因为它给的定金更高,翻了倍。基本上在国内上映前,电影就已经可以盈微利。”

  贾樟柯已发行的片子中,因为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最近的《海上传奇》虽然比起上一部的《二十四城记》稍微差一点,但也光凭着国际版权的定金,就回收了三分之一的投资。《二十四城记》虽然是纪录片,却是按照有明星的商业大片的格局进行版权出售的。收入超出了贾樟柯的预测。

  因为版权销售的第一步是定金的收入,定金的收入基本能达到微利,大概两三年后就会有真正的分红过来。贾樟柯的电影投资回收周期都比较长,大概有三年回收期。像《海上传奇》,明年2月才会在法国公映。而国内一般其他的片子,最长也就是半年的回收期。

 

  虽然国外版权已经保证自己盈利,但对于国内市场,贾樟柯仍然不遗余力推进,“要让想看到这类片子的人可以看到。”

  贾樟柯对“亿元导演俱乐部”一直持一种审慎的态度。按照中国电影现在的票房分账规则,投资一亿的电影,票房达三个亿都还是赔钱的。必须要超过三亿,才能保本才能谈及盈利。

  对于现在动辄号称亿元投资的所谓“大片”,贾樟柯说:“十几年来所谓大片的概念深入人心,造成了很多优秀电影被遮蔽。”

  在贾樟柯看来,因为热钱的大量涌入,中国拍电影越来越像“军备竞赛”,不停膨胀。一定要最多的资金,最强大的演员阵容、制作班底。“因为是超级投资,必然要求超级回报,要求超级票房,于是,电影越拍越安全,越拍越没个性,越来越缺乏独立思考。”

 

  对于过度的票房崇拜,贾樟柯说:“其实只要简单了解人类历史,简单了解文化的背景,你会发现大众是非常靠不住的,大众口碑是非常吓人的,在这里,票房是另一种媚俗。”

  他并不狂热地追求短暂的票房。甚至,他拍电影赚钱的方式都不仅仅是票房。拍完电影之后,他会全情投入全球的推广。除了自己的常规渠道,他还会毫不犹豫地参与很多联合的商业开发活动。比如,《海上传奇》的全球首映式,就作为一个活动产品卖了出去,他从中也有很好的回收。

  “任何一部电影都是要盈利的,都是商品,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还羞羞答答的,那就没意思了。”贾樟柯说,但同时,他也坚持,“我的电影我做主”。

 

高群书:大电影 小导演

 

    《风声》不是高群书喜欢的电影,但他拍完大制作的《风声》后,不但有了名气,为自己钟情的电影《西风烈》拉投资,也变得容易了很多。

  中国周刊记者  张卓 北京报道

 

  高群书拍电视剧时,不用在电视台播,光走录像带途径就能赚钱。拍电影时,却屡受折磨,首部电影《东京审判》的资金中途断档,他用自己的钱拍完了电影。

  现在,他也成了大片导演,但他更希望出现更多的中等投资的商业电影。

 

  拍录像带的人

 

  高群书大学学的是新闻,上世纪80年代毕业后,他被分到一家“很不靠谱”的单位当电视台摄像。唯一的好处是这里管辖全石家庄地区的录像厅,所有新来的录像片,他都能先过一遍,美其名曰:审查。

  当时单位分了他一个小院,他每天下班后,就是到音像处借各类香港录像片。

  看录像带看多了,他觉得自己也能拍片子,就想办法筹了钱,开始当导演。第一次拍片是恐怖片,走音像带、录影带发行渠道。结果,这部名叫《死亡的舞蹈》录像带当年被评为最卖座的录像带。

  高群书说:“为什么我这么多年一直愿意做商业片?因为出道时,我就觉得,这个东西能卖钱。”

 

  1994年,高群书拍摄电视剧《中国大案录》,这种涉案片商业化的路子开创了中国纪实警务剧。第二部电视剧《命案十三宗》,每集成本5万块钱,总投资才100万,最后卖出420万。

  这两部片子让高群书解决了基本的温饱问题,也让他更加明晰了自己的创作理念:第一,让最有文化的人喜欢看;第二,也要让最没文化的人喜欢看。

  高群书的第三部电视剧《征服》让人们彻底见识了他的卖座能力。这部孙红雷为主角的戏电视台尚未播出,VCD就已经销出去几万张。当年,《征服》在全国收视率第三。高群书奠定了他在电视圈内的地位。

  “事实上,我是一个赌性很大的人。现在,很多人都说我爱吹牛,说大话。但从开始拍电视剧起,我就完成了对题材把握和好莱坞叙事的实验,也摸索出了一套商业规律。这个规律很简单,就是把观众当人看。人想什么,人吃什么,就完了。但现在很多导演思考问题喜欢形而上,更看中艺术性。”高群书告诉《中国周刊》记者。

 

  “小片”苦恼

 

  在经历了中国电视剧的黄金时代后,2004年,高群书开始转投大屏幕,原因是“100万就能投资一部电视剧,玩的太小;电视剧也受播出平台的限制。”

  他的大屏幕处女座《东京审判》并不成功,一路拧巴。2004年,他接到了朋友的电话,问想不想拍一个主旋律电影。高群书的第一反应是:不太想。那时,他一直在准备海岩的《一场风花雪月的事》和张平的《十面埋伏》,投资已经说好,只是等剧本。

  后来在看过《东京审判》的剧本后,他决定接拍。制片方要求电影必须在“8.15”公映。从4月9日签完合同开始,整个拍摄周期只有四个多月。

 

  这部电影的投资,一直由一个中间人联系。在拍摄中期时,资金忽然断档了。高群书发现,中间人其实一分钱都没有,钱都是别人的。更可怕的事接着发生了——中间人跑了。

  幕后真正出钱的两个投资商很快撑不住了,相继病倒,每天跟高群书说的第一句话是:想跳楼。

  高群书说:“第一次接触电影才发现这真是一个充满骗局和玄机的娱乐圈。我们伟大的国产电影就是这样一步步走向死亡的。”

  高群书无法抗拒两个投资人的苦苦哀求,选择自掏腰包接着拍下去,当电影最后一个镜头拍完后,他扭头走人,他形容这是“噩梦一般的经历”。

 

  《东京审判》的投资只有3000万元,但高群书完全是按“大片”的操作办法表现,这让很多圈内人看到了他“花小钱办大事”的潜质。

  好在这部主旋律电影抛开中间的种种波折,最后的结局还不错:打入了当年票房前十。高群书分析《东京审判》之于自己的意义:第一,掌握了主旋律电影的拍摄规律,如何在通过审查的同时,还能让观众愿意看。第二,了解了拍摄一部中国主流商业片的流程。第三,自己跨进了电影这个门槛。

  高群书的第二部电影《千钧一发》是一部标准的小制作电影。影片上映后,圈内评价很高。一个外国影评家推荐,如果你想看一部不沉闷的中国电影,就去看《千钧一发》吧。但《千钧一发》的票房却惨败。当时,高群书瞄准1000万票房,但实际上只收回100多万。

  时至今日,高群书仍旧对这次“失败”耿耿于怀,他分析说:“很多玩意是导演无力解决的。这和国内的电影体制有关系。中国的发行体制没有细分市场,院线给小片的放映空间太小。发行方不愿意去为这样一个片子寻找一个独特而实际的发行方式,这样的电影远不如发行一个明星云集的所谓大片更容易出成绩。这就造成了每个人必须去拍大片才能被投放到院线,渐渐地,就没人去做中小成本电影。”

  《英雄》上映时,新画面张伟平曾说过一句话:我们拍大片是给中国电影烧热炕的。最初,高群书听了很不屑,《千钧一发》票房惨败后,他开始相信这句话,也开始迫切地希望自己也能进入中国商业大片导演的行列。

 

  《风声》是好电影吗

 

  2009年,《风声》上映后,很多观众都对导演“高群书”三个字深感陌生:为什么请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导演为一部拥有众多大明星的电影掌舵?

  请高群书来参与执导《风声》的是陈国富,这个来自台湾的导演现在是华谊兄弟的监制。他看过《千钧一发》后评价高群书:“他简练、精确、活力十足的电影语言是我在大陆少见的,其对人物的细心体贴也令我惊艳。”

  当时,高群书已经开始筹拍《西风烈》。本子折腾到十月份,选景地新疆进入冬季,已经无法拍摄了。有朋友建议说不如去东北或云南拍摄,高群书很固执,觉得既然这是一个西部片,就绝对不能换景,于是选择暂时休息。这时,华谊找上门来。

 

  为什么接《风声》?高群书说:“拍《千钧一发》时,我觉得资源很少,投资不够。我想做一个商业片,就要有更大的谋求,必须有足够的资源和后阵支撑你。华谊的后盾足够强大。我想知道,自己有足够的料后,能否拍出一部好的电影。”

  小导演,大公司,这样的组合,高群书稍显弱势。“一般导演说服投资人,就是让对方完全相信自己。怎么能相信自己呢?要不你是一个牛逼的人,要不你做过牛逼的事情。华谊并不认为我是一个牛逼的人,它只是把我定位为一个新人。”

  起初,华谊对《风声》的投资并没有那么大,高群书接手后说服华谊把投资增加到8000万元。

 

  在各方权衡下,华谊觉得可以冒险一试。曾有华谊的人开玩笑说:“高群书能用那么点的钱,把《千钧一发》拍得那么好看,这次也应该不会错吧!”

  2009年的国庆档期,《风声》在和《建国大业》的正面PK中,不落下风。最终累积票房2亿5000万元。这一年,《风声》和《三枪拍案惊奇》成为当年最赚钱电影。

  通过《风声》,高群书获得了电影市场的认可。他不无得意地说:“我承认,我是通过《风声》赚足了口碑。但如果我先拍了《西风烈》,也许也能成功。”

  但《风声》并不是高群书心中的好电影,和香港导演尔冬升导演的一次对谈中,他曾说:“我有时候会想不明白《风声》这样的烂片怎么会卖得这么好,就是搭一个景,几个人在屋子里斗来斗去。但现在懂了,因为中国电影最缺成功的商业类型片。”

 

  20部中等规模的电影

 

  投资8000万元的《西风烈》是高群书的第四部电影,电影的内容来自他在《南方周末》看到的一条新闻。在还没通过电影审查前,他就信心满满地表示:作为中国首部西部片,《西风烈》一定会卖座。

  在列举卖座的种种原因时,高群书很直白地说《西风烈》就是模仿奥斯卡获奖影片《老无所依》,他“公然”宣称:“很多导演不屑学好莱坞,而我是玩命学好莱坞。”

  “中国电影的根本问题是不尊重好莱坞叙事。很多导演觉得好莱坞是低级的,中国电影要超越它。我觉得很可笑,好莱坞是百年工业,我们有资格说超越吗?有人又反驳我说,那中国电影该去戛纳拿奖,那是全球的奖项。这话也太扯淡了,你随便问问一个好莱坞人,他们愿意去戛纳吗?去干嘛啊,根本不赚钱。”高群书说,“如果一部电影需要电影节来支撑,那就是不自信。中国电影必须尊重好莱坞叙事,没有这个,就完蛋。”

 

  鉴于《风声》的大卖,早于《风声》筹备的《西风烈》也获得了比前期更多的投资。在没拍《风声》前,高群书还需要不断说服投资人关注《西风烈》。但如今,各方人士纷纷上门,主动掏钱投资《西风烈》。

  高群书告诉《中国周刊》记者:“这五年,我感觉电影投资越来越有序。现在,起码是真正有钱的人在投资拍电影,他们一下能拿出上千万资金。过去,是一个中间人在忽悠钱。你拿500万,我拿500万,凑在一起投资,但中间人就有可能跑掉,导演的不稳定感很强。另外,现在的投资人越来越理智。媒体塑造的所谓亿元票房俱乐部在他们眼里根本不能成为投资标准。我投资你二个亿,你只回来一个亿,你是进亿元俱乐部了,我赔死了谁管。现在只要投资超过2000 万,投资人是一定要考察你的过去的作品回报率。”

  拍过《风声》后,华谊给《西风烈》也投了钱。但高群书下部戏《一场风花雪月的事》,华谊放弃投资。高群书也感到不解:“按说我拍过《风声》,华谊应该是对我最有信心的。”

 

  从2004年开始进入电影圈,高群书的目标就很明确,成为中国最好的商业片导演,没有“之一”。他跟记者掰着手指头分析自己所处的角色:“现在的中国电影,好像只有古装武侠片能赚钱,冯小刚拍了《集结号》,开创了战争片也可以赚钱的模式。而我希望借助自己的从影之路,把中国的类型片市场真正建立起来,《东京审判》是法庭片,《风声》是谍战片,《西方烈》是西部片——在中国电影商业化的道路上,这是我最想做的事情。”

  高群书出名后,经常有人问:高导最近忙什么呢?他答:无聊着呢。“很多导演都爱说忙着呢,或者新剧正筹拍呢,真是扯淡。”高群书不屑地说,在这个圈子里,他以“坦率直白”著称,在新浪微博上,他是著名的“大嘴巴”,经常毫不留情地揭露影视圈的虚假丑恶。

  在高群书的博客中,他曾毫不隐瞒对一类导演的抨击:“问他们能不能拿奥斯卡,他们说看不上。在美国,电影能排进产业前五,他们凭什么看不上?电影的背后支撑的是资金,电影的商品属性使得我们必须遵循商业规律,这丝毫不会伤害电影的任何品质,相反,可以更能扩大电影的传播力量和影响力。中国导演很大一部分想做大师,思想和人格锤炼不足;想做商业片,叙事不及格。自恋,自大,自私,投机心态,不负责任是最大的障碍。”

  在高群书理想的构图中:投资过8000万以上的算是大片。他更希望做的是中等规模的主流商业电影,“当每年中国有20—30部中等规模的电影出现时,这个产业才算真正繁荣。”他说。


 
  来源:《中国周刊》第十期      (责任编辑:冯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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