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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解析新生代农民工
         2010年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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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新生代农民工,指的是1980年以后出生的、16周岁以上的青年农民工,目前,我国这个群体的人数已超过1亿人,已经逐渐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新生代农民工是有“梦”的一代,他们在城市生活多年,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与他们的父辈即第一代农民工已大相径庭。他们对城市的认同,要远远大于对农村的认同;他们不愿退回农村,即使回去也做不了合格的农民;他们迫切想融入城市,但又很难逾越横亘在面前的制度、文化之墙。新生代农民工就这样怀揣着青春与梦想,“漂”在城乡边缘,

 

中央文件首提"新生代农民工" 积极应对"非传统挑战"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新生代农民工”提法第一次在中央的正式文件中出现。“新生代农民工”指以80后、90后为代表的新一代农民工,他们在1.5亿外出农民工中约占60%。这个人群对农业不太熟悉,同时渴望融入城市生活和社会。他们遭遇着方方面面的瓶颈:户籍、教育、住房、收入分配、社会保障……。中农办主任陈锡文坦率表示,面对这一“非传统挑战”,“我们都还没有做好接纳的准备”。可想而知,未来的工作将是任重而道远。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落户条件的政策,促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并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多渠道多形式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将有稳定职业并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逐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

 

《南方日报》

 

新生代农民工“群像素描”

 

    中央一号文件首提“新生代农民工”,记者走访广东多个城市的劳动力培训中心,试图勾勒他们的“群像素描”

 

    今年23岁的邱其良,来自连南山区,年纪不大,但出门打工却已有5个年头了。5年时光,让他觉得和山区里的人已经不一样。

    现在,他最大的理想是开一家自己的修理厂做老板,然后在城市买房、娶妻生子。

    在广东许多城市的劳动力培训中心,学技术、做城里人,已经几乎成为所有年青面孔的共同梦想。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副主任谢建社告诉记者,即便是务工,这些新生代农民工也希望有一个良好的环境和美好的发展前途。他们渴望融入城市。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最显著的亮点之一,便是首次提出“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而作为全国农民工大省的广东,新生代农民工数量也是全国最多的。据统计,我国有 1.5亿外出农民工,其中“新生代农民工”———80后、90后的农民工有近1亿人,约占农民工总数60%.在广东2600万农民工中,这个比重更高达 75%,约有1462万人。

    省人力资源和劳动保障厅农民工办公室主任魏建文称,这说明这个群体已经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新生力量。

    省人力资源和劳动保障厅农民工办公室主任魏建文称,这说明这个群体已经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新生力量。

 

    不会农活,不愿回农村

 

    已经在印染厂工作好几年的邱其良,表现其实很不错。“脑子灵活,悟性高。”这是老板对他的最大评价。

    然而去年7月,他还是辞掉了这份工作。面对老板极力挽留,他态度坚决地说:“印染厂工作时间太长,而且高温和潮湿让我难以忍受。”他决定到清远技校学习半年汽车修理,然后换一个工作环境。对于将来,邱其良自己有了打算:“有了一技之长,我就要到广州这些大城市去闯一闯。”

    在清远高级技校,校长刘龙山告诉记者,现在学校有不少以前在外打工的后生报名读书,想学技术闯天下,将来做城市里人。

    像邱其良一样的新生代农民工,大都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父母本身就是在城市打工第一代农民工,他们是第二代。随着第一代农民工年龄的增大和逐步返回农村,新生代农民工已经陆续进入城市并成为农民工的主体。

 

    在学者谢建社看来,“新生代”和上一辈人最大的区别是,他们根本不愿意回到农村去,农村对他们而言非常陌生,他们愿意在城里生活。因此怎样解决他们的生存与发展问题,是目前农民工问题的新难点。

    魏建文,长期关注农民工的政府官员,在前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他就提出要特别关注这群改革开放后出生的农村孩子:金融危机后,我国大量农民工失业,老一代农民工可以回家种田,但“新生代农民工”却不愿意回家务农,因为他们基本生在城市,他们大多没有干过农活,吃苦意识较差,不像上辈对工种不挑不选、脏活累活都能干;他们穿着考究,不像上辈节衣缩食,消费从俭,只想赚钱不讲享受;他们注重自我发展,不像上辈打工只是为了赚钱……

    魏建文认为,去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将因城乡二元化结构产生的“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问题充分暴露出来,广东已开始重视这个群体,把他们的融入城市工作当成农民工工作的重点,并作为推动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力量之一。

 

回不去的新生代农民工

 

    爱吃麦当劳,对技能消费欲望强

 

    80%—90%的老一代农民工把工资寄回家或带回家,65%—70%新生代农民工将收入都用于自己的吃穿住行……这是《广东消费蓝皮书》中,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魏伟新领衔的课题组所作的调查报告,分析了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观念、消费习惯以及消费方式的差异。

    据广东省2009年2月对507家企业的调查结果,2008年新招聘员工的平均工资为1012元/月,比2007年增加8%.

    但有关专家却认为,虽然近年来农民工的收入明显提高,但分解到每个农民工的个体消费仍然十分有限。据调查,目前广东省农民工月平均生活消费大约在500— 800元之间。住宿和日常生活用品的消费,每月将近用去工资的50%;而其中,租房费用大概要耗掉工资的1/5,拖家带口的农民工在城市租一套房,费用则至少花费一个农民工收入的30%—40%.因此,在农民工中,有31%居住在集体宿舍,18%居住在缺乏厨卫设施的出租屋里,15%居住在工作地点,10%居住在临时搭建的工棚里,15%在城里没有住所,只能往返于城郊之间,回农家居住,只有11%居住在厨卫齐全的房屋里。

 

    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高,家庭负担轻,绝大多数未婚,基本没有务农经验,渴望融入城市。65%—70%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主要用于自己的吃穿住行,工资很少寄回家,有近70%拥有手机或小灵通,通信费用占总消费的比例很高,一般高达15%—25%.很多新生代农民工开始吃麦当劳了,而老一代一般不舍得吃。

    另外新生代农民工对技能培训消费的欲望越来越强烈。一项调查中,有17%的农民工有技术,75%的农民工有要求进行技能培训的欲望,仅有8%的农民工没有考虑过。但是社会现实却让很多新生代农民工不满意,他们认为自己在城市受到歧视,是社会的边缘人,因此有一部分人走上了犯罪道路。

 

    出现新问题,亟待政府加以引导

 

    留在城里又失去工作的新生代农民工,有的走上了犯罪的道路,造成了新的社会问题。近几年,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参与刑事作案日益增长。“解决好‘新生代农民工’这个群体,比解决他们父辈的问题更加迫切。”从事人权研究的谢建社如是说。

    谢建社进一步透露说:农民工罪犯中九成以上在26岁以下;八成犯罪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幼年时期被留守农村无人看管,近六成属于“盲目流入城市犯罪”……

    而魏建文则认为,虽然一些新生代农民工出现问题,但大多数是好的,他们也渴望成才,只要政府给他们提供好的成长环境和上升空间,对他们加以引导,他们也会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

    他说,现在广东的不少企业用人都是看是否有才能,而不是看你是不是农民工,对于外地人与本地人机会都是均等的。有不少有技能的新生代农民工成为企业的班组长和车间主任,融入了当地社会。他透露,为了满足新生代农民工对技能的渴求,广东省从去年开始就在各地劳动服务中心为他们提供免费学习的机会。广东省即将出台农民工“积分制”落户城镇的优惠政策中,技能和学历都占有重要的比例,这对新生代农民工非常有好处,因为他们大多数学历较高,只要掌握了一定的技能,做城市人就不再是梦想。

 

    “新生代”群像素描

 

    几个“不”

 

    不愿意回家务农,因为他们基本生在城市,他们大多没有干过农活;吃苦意识较差,不像上辈对工种不挑不选、脏活累活都能干;他们穿着考究,不像上辈节衣缩食,消费从俭,只想赚钱不讲享受;他们注重自我发展,不像上辈打工只是为了赚钱……

 

    爱花钱

 

    调查显示,65%—70%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主要用于自己的吃穿住行,工资很少寄回家,有近70%拥有手机或小灵通,通信费用占总消费的比例很高,一般高达15%—25%.很多新生代农民工开始吃麦当劳了,而老一代一般不舍得吃。

 

    链接

    引导城乡有序融合

    粤亮出七招组合拳

 

    1月26日—27日召开的全省农村工作会议已经对如何加强统筹城乡发展作了明确部署。会议提出要以规划一体化为突破口,打破城乡二元地域分割,并祭出七大招数引导城乡空间有序融合:

    ●以产业一体化为手段,打破城乡二元分工体制,促进城乡产业联动发展。

    ●以基础设施一体化为保障,打破城乡二元建设体制,推进城乡生产生活同质化。

    ● 以城乡资源配置一体化为切入点,打破城乡二元分配格局,推动城乡要素优化组合。

    ●以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为目标,打破城乡二元供给体制,追求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以城乡就业社保一体化为重点,打破城乡二元保障制度,力促城乡保障并轨。

    ● 以生态文明建设一体化为支持,打破城乡二元环保机制,注重城乡环境共同改善。

    ●以社会管理一体化为着力点,打破城乡二元管理机制,维护城乡和谐稳定。

 

陈清浩 专题统筹:邓红辉    ●南方日报记者刘茜

 

    大连居住证取代暂住证,2009年12月25日,在大连工作生活多年的一位农民工高兴地拿到了首批居住证。当日,大连有200位流动人口拿到了首批居住证。新华社记者 闫平 摄 

 

解读“新生代农民工”:“我们要进城!”

 

央视网-《新闻1+1》

 

    主持人(李小萌):

    欢迎来到《新闻1+1》。

    现在在城市当中,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发现,为我们提供服务的、为大家装修房子的、在工地当中为城市建设高楼大厦的,从年龄上来讲,这些年轻人可以说是我们的小弟弟小妹妹了。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穿得越来越时髦;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他们在从事着和父亲们差不多的工作,甚至在重复着相同的生活模式。看到的对比,心中难免有些唏嘘之感。

    新生代农民工已经不是个话题了,但是今年在中央一号文件当中,它第一次被提到。今天我们就来关注他们,关心他们。

 

    (播放短片)

    2010年2月1日春运第三天北京西站

    记者:    你多大?    农民工1:  25.

    记者:    你呢?      农民工2:  18.

    记者:    今年多大?   农民工2:  今年17.

    主持人3: 你呢?      农民工4:  18.

 

    解说:

    每到春运人潮汹涌,每到年末,也总会一个群体让所有人心绪难平。火车、汽车、大包、小包,几十年的来来回回,这“候鸟式”的生活也在不经意间影响了几代农民工。2010年春运我们不得不感慨地发现,这些回家的人潮中,越来越多流淌着的是时尚的气息和青春的朝气

 

    记者:    自己以后将来有什么设想?

    农民工5: 将来就想再开一个小店什么的。

    农民工6: 从服务员再升到领班已经是我最大的收获了。

 

    解说:

    18年前一部叫《外来妹》的电视剧轰动了全国,一首《我不想说》诉说着农民工对城市的向往。而在今天,引起更多人共鸣的变成了王宝强在2008春晚演唱的《农民工之歌》,歌词也变成了“为了一个梦进城闯天下,城市的新主人意气风发”。而看看近年来的春运,你不得不感慨,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跟十几年的父辈们相比,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在时尚而自信的外表之下,他们的内心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然而,他们是城里人还是农村人?他们来自何方?他们的理想是什么?他们将来的归宿又在哪里?他们能和他们的父辈一样,再回到农村吗?我们能把他们称为“新一代农民工”吗?

 

    出生于黄埔农村吴胜和父亲吴华生在武汉的同一家公司打工。父亲吴华生没有技术,不会说普通话,在公司只能做力气活,形成鲜明对比是会说普通话的儿子吴胜,从事的是技术工种,工资也比爸爸要高得多。在厂里,和吴胜差不多年纪的年轻人占一半以上的比例。下班以后,他们喜欢一起到网吧上网,或者去书店买书。闲下来时,吴胜喜欢找车间主管王忠勇聊聊,王忠勇也是农民工出身,现在已经在汉阳买了房子,过上了和城里人一样的生活。

    与老一代农民工“白天机器人,晚上木头人”的单调灰暗生活相比,新一代的农民工更倾向于把自己定位为城市人,不准备再回农村,希望能够像城市人一样体面地活着。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新生代中国青年农民工研究报告。调查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城市生活,有71.4%的女性、50.5%的男性选择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此外,他们寻找丰富多彩的生活,泡网吧、下迪厅、染头发、穿时髦服装,还有人办起了打工艺术团和农民工艺术馆,他们同时也注重完善自己。不少农民工求职者都拿着保育员、厨师、焊工等技能证书来求职。而有了证书,他们找工作也多了一些选择。

 

    晏小羽(农民工):

    手里有的电子技能证,我在这里找工作,我心里就有底了。我在沿海一代,有两年以上的工作经验,我想找一个自己理想的工作,也不是很困难。

 

    解说:

    像吴胜、小羽这样的80、90后打工者,如今却仍然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而在昨天刚刚公布的中央一号文件,也首次使用了这个词汇。不过让人高兴的是,这份中央2010年的一号文件,提出要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唐仁建(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大约这批人目前在农民工外出打工的1.5亿人里边占了60%,大约一个亿。

 

    解说:

    中央一号文件的提及,无疑表明整个国家对于这一群体的关切,以及为应对他们人生需求的迫切。在今天上午的国新办发布会上,唐仁建还介绍说,新生代农民工出生以后就上学,上完学以后就进城打工,相对来讲,对农业、农村、土地、农民等不是那么熟悉。另一方面,他们渴望进入融入城市生活,而我们,在很多方面还没有完全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

 

    主持人:

    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出生于80年代、90年代,这是从年龄上对他们进行一个界定。那么和父辈,他们本质上的区别究竟有什么?听听岩松的观点。

 

    白岩松(评论员):

    从年龄上来看,他们现在已经是三十而立,到十八九岁之间,跟父辈很重要的一点是父辈是第一批进城的,过去没有,所以《陈家生进城》那部小说会在80年代引起那么大的轰动。因此他们一进入城市的时候,想的还是自己的好母亲、老父亲和自己的孩子,所以,他们的就业是生存型就业。

 

    主持人:    省吃俭用,钱要寄回去。

 

    白岩松:

    省吃俭用,吃一切能吃的苦,因为吃苦吃惯了。但是80后和90后的新生代的农民工,一出生就在改革之后,对城市并不遥远,要么从父母那儿得到很多的信息,甚至礼品,过年带回来的东西,要么在城市里待过一段时间,另外几乎不会种地。还有很重要的一点,由于国家对义务教育的关注以及希望工程的重要补充,他们基本上初中毕业,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人高中毕业,因此有一定的文化。另外,在精神的需求方面,远远超过他们父母,他们进城就业已经变成了发展型就业,主要为自己。相对来说,没有像父辈那样的更多地考虑在农村的家里头,精神需求又很大,另外对公平格外在意了。

 

    主持人:    怎么讲,对公平格外地在意了?

 

    白岩松:

    因为当初他们的父辈进入城市的时候,由于是生计型的就业,所以只要是能挣着钱什么苦我都能吃。这种苦包括歧视,包括即使有很多门槛,甚至他认为天经地义的,我好像就是不能有户口,不能有户籍,我好像就是要拿低工资,我好像有的时候就怎么样。

    但是这一代人不同了,新生代的他天然开始有了一种公平的需求。他觉得,我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空间,因为我们有一个数字去显示,一个很有意思的,新生代里头,手机的拥有比例高达72.9%,绝大多数通讯方式都很现代化。他们对通讯是相当了解的,因此对公平有很高的期待。

 

    主持人:

    对。进城的目的不一样,在打工的过程当中,诉求也不一样,其实新生代农民工在这些年已经逐渐地被人们注意到了。这次,第一次写进一号文件当中,你觉得意义在哪里?

 

    白岩松:

    其实大家做一个比较就好了。我们关注“富二代”有多久了?其实由于各种各样的信息,我们关注“富二代”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真正来关注农民工的二代或者说是三代,几乎就是近两年才刚刚开始。但是相对来说,他们要比“富二代”的人群大得多,跟中国未来的关系来说,似乎又显得更大。比如就已经走出农村进入城市里的新生代的农民工,80、90后就已经一亿人了,一个如此庞大的数字。我觉得为什么要把它写进一号文件呢?我觉得一个人群庞大,一亿人,而且将来还在不断地进入。

    另外,他们到了有巨大的个人以及需求的时刻,大的三十而立,要结婚,要生孩子,孩子生在哪儿,城市给不给我公平。小的也已经开始进城打工了,这是一个现实的情况摆在这儿,不关注不行。

    第三个还有一个,我觉得在一号文件里关注的很多问题,其实都与他们有关,比如说要改善民生,要统筹城乡的一元化,要解决城乡之间的差距,包括消费要扩大等等,都与怎么解决好这批当下最年富力强的农民工,也就是新生代紧密相关,不关注它这些问题怎么解决?

 

    主持人:

    但是在现在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当中,确实有一些困境。比如说退回到农村,他们不像父辈那样对那么依恋,那么熟悉了;进入到城市,又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门槛存在在那里,这些困境如何形成?

 

    白岩松:

    这是最大的一个挑战,因为跟他们父辈之间区别最大的也恰恰恐怕就在与此。因为父辈的那些人,因为是生存型的生计在工作,因此他的牵挂都在农村,孩子在那儿,父亲母亲在那儿,因此节衣缩食钱要送回去。但是这一代人不同了,这一代人因为出来的时候就打算自己去发展,因此恐怕相当多的人不打算回去了,前一代基本都要回去,为什么我们在过年过节的时候,看到大量返乡农民工,不仅仅是思乡心切。老父亲老母亲等着安慰,孩子等着礼物,也等着钱交下一年学费。

    但是新的这一代完全不同,有一个数据显示,我们看一下,75%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他们属于工人群体,他们已经把前面的“农民”两个字淡化了,定位为“产业工人”。仅有8%的人认为,自己还是农民,这是一个相关的调查。我们再看下一个,27.4%,超过四分之一的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在务工城市买房成新的“客家”,在这儿要住了,四分之一以上的。

 

    主持人:    诉求非常具体。

 

    白岩松:

    超过二分之一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只要干得好,愿意待下去,待多长,取决于干不干。真正再干几年回家,或者想尽快回家加起来只有不到两成,这就是现实。

 

    主持人:

    我们看到了新生活代农民工的生活当中是有一定的困境的,接下来我们将要探讨的是为他们我们将能做些什么,我们能改变一些什么?稍后《新闻1+1》继续。

 

    (播放短片)

    解说:

    2008年,沈阳,几个从山东里的青年农民工第一次过平安夜。其中一位说,城里人都喜欢过圣诞节,我们也来赶个时髦。2009年,天津首届建筑业农民工歌手大赛一位来自邢台的23岁小伙子,报名的参赛的曲目是《You are ready》,一首很流行的奥运歌曲。小伙子说,自己从小就爱听流行歌,生日时他特意买了部MP3,每天收工回到住处,都要听着歌入眠。

    “每天能去K歌、泡吧、消夜、上网、听歌、聊QQ……那种生活才叫High.”这是一位90后农民工对幸福生活的解读。另一位因金融危机暂时回乡过年的农民工则坚定地说,“我们都会出去的,过不了几天,大家就会想念城市的霓虹”。

 

    的确,城市的霓虹是每一位新生代农民工来到城市后最先被吸引住的。如果这些东西通过辛勤的劳动是可以得到的话,另外有一些东西却似乎有些遥不可及。两天前,《广州日报》的一篇报道“农民工二代渴望扎根城市中”,报道了一位名叫邬霞的农民工,在她28岁的生涯中,前14年她在四川老家做留守儿童,后14年一直在深圳打工,如今渴望在深圳安家立业的她遇到的问题是,如果孩子留在深圳读书,没有户口只能上农民工子弟学校,而这些学校的办学质量一般,她担心耽误孩子的教育。如果孩子上深圳的公立学校,则要交几万元的借读费,而假如把孩子送到回老家读小,又担心孩子重蹈他们的覆辙,成为二代留守儿童,对成长不利。

    生活在城市,却难以获得作为一个市民的权利,这就是他们的困局。第一代农民工如此,第二代农民工同样如此,不同的是,农民工二代在行为方式上已经迥异于他们的父辈。

 

    去年,两位河南小伙子的惊人之举,让人们见识到了80后农民工维权意识得觉醒。孙中界,在上海打工第二天遭遇“钓鱼执法”愤而“断指名志”;张海超开胸验肺以证明自己是在工作过程中患上尘肺病。他们的名字都被新华社选入了“2009热点人物扫描”。

    事实上,就业、求学、维权的艰难背后都是横亘在城乡之间的户籍障碍,尽管一些城市已经尝试着放开了户籍限制,然而对于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来说,供需之间的矛盾依然巨大。于是,融入城市的渴望也就以不同的面目显示出来。

 

    曾在网上火了一阵的湖北80后民工万小刀,他的几篇文章“坚决不娶城市女、做市民不如做农村、农村学生千万别读大学”,极力炮轰城里人。然而,如果跳出这几篇用语极端的文章,仔细阅读他的博客你会发现,这个80后农民工和其他城里的同龄人知道韩寒,甚至海德格尔,熟悉当下各种流行用语,对时代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

    据了解过的记者说,万小刀是个充满矛盾的人,他带着复杂的情感来到城市,始终不适应城市,却也始终不肯离开。他用博客炮轰城市人,但面对城市人,他却是自卑的。城市的霓虹和城里人一样,工作、上学有城里的朋友,被城里人尊重,这就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愿望。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回应着这样的需求。

 

    主持人:

    今天我们节目的标题是非常热切的一个心声“我们要进城!”进城为什么这么难呢?岩松给个答案。

 

    白岩松:

    我们先说一个小小的细节,先不去谈大的政策。才第一个片子里头有两个年轻人的发型,让我印象时刻,看他的头发是黄颜色的,而且显然也经过了处理了。我们现在做一个假设,他回家了,然后就在农村继续生活,种地,他的头发的颜色会慢慢淡下去,重新变黑,黄颜色会消失。有一天他会不会突然怀念他原来的发型,因此连带起怀念他城市的生活,那个时候他怎么办?显然农村拴不住他的心了,因为他已经改变过了,让他再回去就很艰难了。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城市变成了个人要发展的一种因素,而且不背负太多的包袱。

 

    主持人:

    就像当年土地拴着他们的父辈一样,他们情感的牵挂现在带城里了。

 

    白岩松:

    但是现在,城里牢牢地已经牢牢地拴住他们。因为只要你进去过,就很难说回去之后不再来了,我觉得这个诱惑就这样具体地摆放在他们的面前。

 

    主持人:

    但这些年,我也都在说要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解决农民工在城市当中各种保障的问题,子女就业问题,子女就学的问题等等,但似乎并不那么容易?

 

    白岩松:关注是一个问题,真正落实了,已经彻底解决了是另一个问题。的确,关注度够高的。

    今天上午我们也专门听了陈锡文的新闻发布会,其实这里有很关键的一句话,我们还没有做好相关的准备。也就是说,标题这个代表的新一代农民工的心情已经很具体了,我们要进城。但是我们的相关的准备并没有好,什么相关的准备没有做好呢?是口号吗?是大家的心态吗?不是,是相关的政策,还有很多的墙拦在那儿。比如说户籍问题,指望他们都进大城市很难,可能要进中小城市,尤其以县城为主,但是这个户籍问题能解决吗?说是求学,将来他们的孩子要生在城市里了,第三代、第四代可能就是城市里头的人,他们怎么上学呢?是去郊区找一个农民工的学校,还是真的能跟其他孩子一起。另外,费用又会是怎么样的,公平怎么去解决呢?我觉得这一切都需要相关的政策尽快地接轨,否则的话,他们会面临很大的挑战,欲望越强烈,如果有墙遇到了阻碍,产生的反弹给他们的压力和痛苦就越大。

 

    主持人:

    那么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去向是不是只有一个方向,就是城市?比如我最近在四川采访,我也看到,在城市打工了十年的一个80后,70后,差不多70年代末的一个年轻人,他恰恰选择的回到自己的家乡农村去创业。选择了养猪,选择的种植,因为那里提供了更好的条件,他给我算了一个账,他说他以前在城市打工,一年可以挣一两万块钱,现在回到农村,既可以照顾家里的老小,一年还可以挣六七万块钱。

 

    白岩松: 但是很关键一点,他一定不是按照原来农村养猪的方式在养猪。

 

    主持人: 对,你说对了。

 

    白岩松:

    它一定是一种现代的农业的这样一个理念,它已经有新的技术,包括可能更省体力,甚至会雇佣其他的人为他的产业发展。现在有两个事情必须考虑,我不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将来是百分之百都要进入中小城市给包括现成,包括大中城市,这不可能。我觉得农村和城市都要有公平的政策和待遇,让他们自主地去做选择,城市里要防什么呢?我特别注意到我们的农业部在《人民日报》上写了一篇文章,而且是关注“90后农民工”,不光是关注80后的。

 

    主持人:我们把报纸展示一下。

 

    白岩松:

    是韩长赋写的。这里头有一点是很刺激我的,他说将来城市里头,可别形成像国外的某些国家那样的贫民窟。他们进了城市里头,但是各种政策没有给予他们开放和公平的空间,他们只能在城市的乡村里生活,然后形成了一个贫民窟,这是他所担心的。

    另一方面,农村要刺激他们愿意回来,不是让他们回来,说城市待不下,所以不得不回来,不是,而是有吸引力,要回来。什么呢?近来的农业一定不是靠每一个人面朝黄土背朝天,可能是产业的。另外,可能是创业回到农村里,另外就像你刚才说的,新型农业、养殖业等等,他回来之后一算账,我在城里辛辛苦苦,我还不跟爹妈在一块,挣的钱还比他们少,我干嘛不回来呢?要用诱惑力吸引他们回来。可能我们现在更加关注的是进城如何给他们公平的待遇,但是如何在农村里产生吸引力,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

 

    主持人:

    新生代农民工,我们想到的是,在制度上、在政策上的改变,改变他们城市生活中的一个状态。但是在一号文件当中,这样的一个概念被这么重要的提及了,对于更大范围的整个社会人群,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是不是都意味着某种改变?

 

    白岩松:

    我觉得要做好迎接的准备,每个人都要做好迎接的准备。很具体,当你的孩子就跟新一代农民工的孩子在一个班,甚至同桌学习的时候,你会不会去找班主任要求调座。如果转换一种心态的话,你可能会感到高兴,他可以和这样的孩子在一起,可以去学到很多跟城市学不到的东西,这就是一种需求。

    另外还有两个需求,一号文件当然不会了。但是我觉得第一个,他们在成长中可能是留守儿童,突然到了城市里头,他们并不很能吃苦,像父辈那样,有的时候会出现高犯罪率,这个时候社会怎么办?另外他们的心理需求和精神需求更大,在他们这代人打工的时候,如何满足他们的心理、生理的需求,以及精神方面的需求呢?还是白天机器人,晚上木头人,没有任何精神需求,他们会疯了的。所以这两点也要去注意……

 

解“新生代农民工”难题,不妨先从户籍着手

《新华每日电讯》

 

    从户籍制度着手,可以让“新生代农民工”更快地融入城市;从户籍制度着手,可以防止城市出现新的“二元结构”;从户籍制度着手,可以减少农民工“退保”等社会问题

 

    近日,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发布,三农问题毫无争议地再度成为政策焦点。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份重要文件中,首次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传递出中央对约占农民工总数60%的80后、90后农民工的高度关注。文件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虽然被冠以“农民”两个字,实际上“新生代农民工”与农村、农民的关系已不是那么紧密,不少甚至根本就不是在农村出生,更不是在农村长大。而“农民工”这个称谓,实质上是户籍这堵墙,却如影相随,羁绊着他们融入城市,阻碍着他们的进一步发展,进而制约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社会的转型。所以,要破解“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民生难题,不妨先从户籍制度着手,赋予他们“新市民”的身份。

 

    首先,从户籍制度着手,可以让“新生代农民工”更快地融入城市。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一般初中或高中毕业就远离乡土,多数不懂种地,因而对土地没有依恋;相反,“新生代农民工”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城镇里,在城市生活方式和消费文化的浸染下,他们很渴望融入城市生活,在城市里扎根,而不是像父辈一样在城里挣钱回家盖楼过日子。但是,当前的户籍制度,使得这种“融入”显得异常艰辛。与其让他们在城市的事实存在却与城市格格不入,不如让他们尽快地融入到城市。

    半个月前,新任农业部长韩长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城里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态度应该是:用城市文明和城市文化同化他们,而不是排斥他们。而只有当他们被赋予“新市民”的身份,他们才会从心理上真正对这个城市产生认同,意识到自己是这个城市的一员。

 

    其次,从户籍制度着手,可以防止城市出现新的“二元结构”。城市的高楼鳞次栉比,他们不少能住得起的却只有阴暗潮湿的地下室;城区富丽堂皇,他们的栖身之处却往往是偏远的城郊,甚至简易工棚。据报道,北京全市88.5%的流动人口,居住在城乡接合部;而上海市外来人口中也有八成居住在郊区。当城市出现新的 “二元结构”,当这些卑微的年轻人经常性地感觉到自己沦为了城市的“边缘人”,当他们的内心被压抑太久的愤懑所支配,谁都不能保证这个群体不会成为城市的一个不稳定因素。2005年末的法国郊区的骚乱或是前车之鉴。

    韩长赋部长曾表示,第三代农民工已经成为了“当前我国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非传统挑战之一”。而这种“挑战”与风险,实际上可以通过户籍制度改革部分地化解。

 

    再者,从户籍制度着手,可以减少农民工“退保”等社会问题。目前,户籍既是市民身份的一种标志,也是享受各种社会福利的一种凭证。因为没有城市户口,这个虽然多数时间生活在城里却没有城里“名分”的群体很少能享受城市社保、医保等福利待遇,由此产生了诸多社会问题。

    多数情况下,农民工能上的医保是农村老家的新农合,而他们长年在城里工作生活,千里之外的新农合即使参加了其实际意义也相当小。不少农民工的社保实际上处于空白状态,就是上了的也存在种种问题。此前南方一些城市出现的农民工“退保”风潮,背后其实与户籍不无关系。如果农民工能解决户口问题,能成为“新市民”,他们何苦背着社保跑来跑去,甚至于“退保”呢?

    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

 

    听到“楼梯响”更要看到“人下楼”,政策基础是有了,指导方针是有了,现在要做的是怎么把政策落到实处,怎么制定切实可行的操作办法,一步一个脚印推动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变为“新市民”。

    在全国外来农民工最多的广东,前一阶段已宣布正在酝酿推广“积分制”等办法,打破农民工进城入户“瓶颈”,使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工有序转变为城镇居民。这无疑就是务实的探索。

 

人大代表呼吁界定农民工身份属性 保障子女权益

《中新社》

 

    中新社广州2月2日电 (记者莫非杨薇)正在此间举行的广东省十一届人大三次会议期间,拥有全国各地农民工最多的广东省,农民工的身份属性与地位属性受到与会代表的关注。有代表认为,只有真正承认农民工,才可能解决好他们的子女入学读书等一系列问题。

    “由于农民工子女在父母工作地入学读书比较困难,许多都成了‘留守儿童’(指留在老家),就注定父母与孩童两地分居。对一个从小不在父母身边的孩童来说,他的童年是不完整的。然而社会学家对这种因为政策性造成父母与孩子长期分居的心理伤害却甚少有任何声音,这让我感到很意外。”作为东莞代表团唯一的农民工代表,郑小琼时刻注意反映他们这一群体的声音,今年她十分关注农民工身份的界定问题,期盼与城市人享受同等的权利,其中包括农民工子女教育等方面。

 

    郑小琼表示,户籍与日常生活的分离造成相当部分外来工子女要么成为留守儿童,要么只能进入民营学校临时性就读。然而面对城乡两个社会的文化意识与精神意识的剥离感与挤压感,成年农民工内心都对自己的前途失去信心,更何况是敏感的儿童。

    郑小琼今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孩子是国家的未来,很多农民工的孩子都在不快乐的环境下成长,希望我们的政策制定者更要思考如何让那群孩子不再贴上 ‘留守儿童’的标签。”

 

    她举例说,在东莞等一些城市这两年不断扩大农民工子女就读公立学校的名额等等,但是社会资源的分配依旧是按照户籍人口进行配套。东莞虽只有100多万户籍人口,但外来工群体却有七八百万,外来工子女也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如果外来工取不到本地的户籍,(外来工子女)在现在的高考制度下也无法被大学录取,若回到户籍生源地,由于现在各省命题与教材选择并非一致,这样会造成更不利的后果。

    “几年前我在不同地方提出,我们是拿农民的身份,干着工人的工作。现在我们生活在繁华的城市下,但户籍上的权利却在遥远的乡间,然而这种权利与日常生活分离的状态造成农民工享受的权利和利益依然有限。”她表示,“农民工身份属性与地位属性没有界定好,他们就业的城市也难解决好他们子女的教育、医疗等问题。”

 

    同时,她还呼吁,希望“农民工”这个词早点进入历史。“如果只是把进城农民机械变成农民工,那这场改革是不彻底的。毕竟,我们选择进入城市生活,就希望能够变成城市人,能够同城市人享受相同的权利。”

    郑小琼希望国家与政府对农民工的身份属性与地位属性有一个清晰而明了的界定,并坦言:“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让留守儿童等农民工方面的权益得到改善。”

 

“新生代农民工”过亿 占进城务工者总数60%

 

    中工网北京2月1日电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唐仁健介绍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这是党的文件中第一次使用“新生代农民工”这个词。

    唐仁健在发布会上介绍称“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的80后、90后,这批人目前在农民工外出打工的1.5亿人里面占到60%,大约1个亿。现在拉着拉杆箱的农民跟当初扛着蛇皮袋进城的农民不一样。他们出生以后就上学,上完学以后就进城打工,相对来讲,对农业、农村、土地、农民等等不是那么熟悉。另一方面,他们又渴望进入、融入城市社会,享受现代城市的文明,而我们又总体上或者在很多方面也还没有完全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这是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结构变化,乃至中国整个社会结构变化的重大问题。

    唐仁健认为,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可考虑三方面措施。一是采取有效措施推进城镇化,特别是让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进城。二是要保障农民工的权益,包括就业、培训、社会保障、子女入学等方面,也要把他们作为重点。三是要加强培训,“阳光工程”尽可能覆盖他们。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加强农村新生劳动力的预备制的培训,初中、高中毕业以后没有升上学,给他们免费培训一定时期,作为劳动大军的储备。另外,一号文件也提出要继续推进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免费进程,也涉及到440万人。

   

农业部部长谈“90后”农民工:让他们有序成为城里人

 

    2005年,我在国务院研究室工作,具体主持农民工问题的研究。后来,因为到地方工作,没有再做专门研究,但一直在观察农民工问题。通过多年的研究和观察,我日益感到,对新一代农民工即1990年后出生的农民工,应作为一个专题来研究。这不仅对农民工问题的研究和政策选择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推进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尤其是城镇化具有特别意义。

 

    三代农民工

 

    据多部门的分析估算,一般概念上的农民工约2亿多人,其中进城务工的在1.5亿人左右。对始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农民跨地区打工现象,我一直是观察者和亲历者。1987年,我在团中央当青农部长,同当时的国务院“三西办”(甘肃的定西、河西,宁夏的西海固地区扶贫办)合作,开展了农村青年“东西互助、以劳助学”活动——组织“三西”地区的农村青年到苏沪浙地区的乡镇企业打工,让他们学知识、学技术、学管理,开阔眼界。当时的想法是,为西部地区发展乡镇企业培养一批员工,同时增加西部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当然,随着活动的扩大和发展,越来越多的西部青年留在东部地区,没有再回家乡。可以说,这批人是最早的打工仔和打工妹。20多年过去了,组织那场活动所带来的东西部地区观念碰撞的强烈程度、东西部青年沟通的重要意义以及远距离跨地区劳务输出带来的种种问题,至今仍历历在目。不过,对当时那样一个创意性活动所具有的时代意义,我是后来才逐渐认识到的。

 

    从那时起,由于工作原因,我一直在关注农民工现象,亲见、亲历了三代农民工。第一代农民工是上世纪80年代农村政策放活以后出来打工的农民。农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以后,生产效率提高,地不够种了,劳动力有富余,同时农民又有了自主支配劳动的权利,于是一部分农民就出来打工。当然,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是在乡镇企业打工,亦工亦农,离土不离乡。时至今日,这一代农民工早已人过中年,除了少部分具有技术专长或管理能力的人成为企业经营者,大部分人已回到农村。因为是“洗脚上田”、进厂务工,他们应该算作第一代农民工。第二代农民工大多是上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农民,随着90年代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经济外向度大幅提高而外出打工。这部分人是目前农民工中数量最多的,是我们重点研究和政策针对的农民工主体。外出进城打工是这代农民工有别于上代农民工的显著特点,他们一般都有10年左右的打工经历,大多在建筑业、加工业、纺织业、出口企业打工。这部分农民工的城镇化走向是有所不同的:一部分有技能、有管理能力的人成为企业生产骨干,留了下来;还有一部分有文化的女工也留了下来,不少嫁给了城里人;但仍有很大一部分人随着年龄增长,挣了一些钱而选择回乡。近几年,农民工队伍中出现了一个新群体,就是上世纪90年代后出生的农民工,当然模糊一点也包含80年代末出生的,可统称为“90后”,他们算是第三代农民工。最近几年新增加的农民工主要是这部分人,他们基本是进城打工,估计有4000万人左右。虽然在数量上他们还不占主体,但由于其特殊性和今后的成长性,值得高度关注、深入研究。

 

    “90 后”农民工的新特点

 

    “90后”农民工有别于前两代农民工的主要特点是:第一,他们从来没有种过地,对土地没有父辈那样的感情,对农村没有父辈那样的依恋。这是其最鲜明、最突出的特点。他们进城打工,很大程度上不是基于生存需求,而是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把打工作为寻求进城的机遇和途径。简而言之,他们出来打工,根本就不想再回农村。第二,这批人都念过书,具有初中文化,其中相当一部分还具有高中文化。因为有文化,再加上他们是在电视机、手机的伴随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比较了解外部世界,知道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别,城市文明对他们有巨大的吸引力。到城里不管干什么都比在农村好,是他们比较坚定的信念。第三,他们中的很多人是独生子女,有些就是上一代农民工在城里生的孩子。他们较之父辈,生活是优越的,没有挨过饿,没有受过冻,温饱问题在他们头脑里没有概念。因此,他们在城里打工,忍耐力和吃苦精神远不及父辈。这一点已经在就业结构中体现出来。上一代农民工很多是制造业的操作工,在生产一线就业,而“90后”农民工则主要在服务业就业,如卖服装的、卖保险的、搞推销的较多。这也是近两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外向型、劳动密集型出口行业一方面生产困难、另一方面招工困难的原因之一。第四,他们心理平衡度较差,难以接受“被歧视”。他们的父辈进城打工,尽管遇到很多困难,吃了很多苦,有很多不如意,比城里人干得多却挣得少,有时还遭人白眼,但通过纵向比较,总觉得比在农村好,比其他农民好,因而比较能够接受城里的不公平待遇。而新一代农民工受现代开放社会影响,已经具有了朴素的但有时又有些盲目的平等和民主观念,对城乡差距、一城两制现象不认同。他们要求和城里人一样平等就业、平等享受公共服务,甚至得到平等的政治权利。现在开始增多的劳资矛盾以及农民工维权的呼声和事件,与此不无关系。

 

社科院专家解读"一号文件":新生代农民工将市民化

 

《新京报》

 

     1 修土地法推动土地改革

 

    【文件】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要严格限定在试点范围内,农村宅基地和村庄整理后节约的土地仍属农民集体所有,确保城乡建设用地总规模不突破,确保复垦耕地质量,确保维护农民利益。

    【解读】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李国祥分析,十七届三中全会对农村土地政策提出了一系列的部署,但是从今年的一号文件来看,并没有全部涉及,仅仅进行了部分落实。

    从文件的表述来看,也强调“城乡建设用地总规模不突破”等原则,看起来似乎比三中全会的部署更为保守,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三中全会是从政策层面提出了一些突破,但是法律层面还没有动,因此文件里也专门提到要加快修改《土地管理法》,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推动土地政策的改革。

 

    2 新生代农民工将市民化

 

    【文件】 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将有稳定职业并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逐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统筹研究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后城乡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解读】李国祥认为,所谓新生代农民工是指父母本身就在城市打工的新一代农民工,他们大都是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第二代农民工。随着第一代农民工年龄的增大和逐步返回农村,新生代农民工已经陆续进入城市并成为农民工的主体。

    和上一辈人最大的区别是,他们根本不愿意回到农村去,农村对他们而言非常陌生,他们愿意在城里生活。因此怎样解决这些人的问题,是目前农民工问题的新难点。文件里提到的措施是立足于解决他们滞留城市的问题,首当其冲的就是将他们纳入保障性住房体系,随后再纳入其他社保体系,以逐步达到将他们市民化的目标。

 

    3 三农支出预计增千亿元

 

    【文件】 继续加大国家对农业农村的投入力度。按照总量持续增加、比例稳步提高的要求,不断增加“三农”投入。要确保财政支出优先支持农业农村发展。

    【解读】李国祥分析,2009年中央财政预算安排“三农”支出达7161.4亿元,比上年增加1205.9亿元,增长20.2%,这个数字还是在去年财政收入整体状况不是太好的情况下达到的。我估计,今年的增幅会进一步加大,增加值起码会在1000亿左右。

 

    4 建材下乡支持农民建房

 

    【文件】 把支持农民建房作为扩大内需的重大举措,采取有效措施推动建材下乡,鼓励有条件的地方通过多种形式支持农民依法依规建设自用住房。

    【解读】李国祥说,在调研中发现,农民对于改善住房条件的愿望很强烈,很多农民存一辈子的钱,就是为了盖一栋漂亮的楼房,这一特点可以很好地和目前扩大内需的政策结合起来。

    推动建材下乡,中央和地方也可以考虑和家电下乡类似的政策,财政给予部分补贴,或者有一些幅度不大的优惠,以刺激农民的积极性。

    另据记者了解,此前有媒体报道,《扩大建材下乡政策及实施建议(初稿)》指出, “建材下乡”政策一旦启动,每年可增加国内消费至少500-600亿元。(李静睿)

 

农民工第二代渐成主体 就业经历冰火两重天

《中央电视台》

主编:马洪涛 记者:顾平 摄像:毛云李

     县级市昆山以出口代工模式,在全球电子产品市场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每3个人当中就有2个是外地人,记者在昆山人力资源市场了解到,今年总人数少,比例估计在10%到20%左右。

 

    记者在昆山打工者最集中的小区采访时发现广告栏里贴着不少出租房子的启示,昆山市民告诉记者,人少了,外地人回家了,房子都空了,同样,小区里杂货铺的生意也显得很清淡。

 

    昆山:农民工就业经历冰火两重天

 

    虽然昆山只是一个县级市,但它却以出口代工模式,在全球电子产品市场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全球每四台笔记本电脑、每八台数码相机就有一台产自昆山,而支撑起昆山制造业基础的,正是大量外来打工者,在昆山,每3个人当中就有2个是外地人,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昆山还能不能继续创造充足的就业机会?一起来看看记者顾平在昆山的调查。

 

    昆山能否继续创造充足的就业机会?

 

    记者:“我现在是在江苏省的昆山,我身后就是昆山客运总站,来到这里的打工者会发现,只要穿过一条马路,就是昆山人力资源市场,而且这个市场的规模还很大,那么在这样一个大市场里,有多少工作机会在等着他们,他们找工作的路能好走一些吗?我们一会就进去看一看。”

    走进昆山人力资源市场,记者发现当天只有二楼的这个劳动力职业中介大厅开着,而偌大的市场里,除了门口的几家人多一些,里面的不少摊位都十分冷清,甚至空无一人,记者从工作人员了解到,昆山人力资源市场是集人才、劳动力和毕业生三大类就业为一体的大型人力资源市场,建设规模不仅仅在江苏省,在全国同类的市场中也位居前列,但是今年以来,这里的整个招聘形势一直都很清淡。

 

    昆山人力资源市场管理科负责人景林男:“总的人数今年就是少,总体就是少。”

    记者:“少了大概有多少?”

    景林男:“少的比例我估计10%到20%左右。”

    在一楼的招聘大厅外,记者看到市场贴出的公告上写着,现场招聘由原来的每周六天改为每周三天,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是从去年12月1号开始做的调整,主要是因为企业用工需求的变化。

 

    昆山人力资源市场招聘服务中心副主任胡晔:“一个是年底了,各方面需求也会降低,还有一个金融危机的影响,当时年底也是招工单位也是比较少,那么根据这个情况就是说我们就暂停了三场招聘会。”

    记者:“那会最少的时候到什么情况?”

    胡晔:“最少的情况,大概一场招聘会就三五家单位,这样进场。”

 

    不过,工作人员也告诉记者,今天之所以没什么人,是因为轮到休息,而明天上午在这个大厅里就将有一场用人单位和求职者直接洽谈的企业招聘会。

    是否招聘状况真如市场负责人所说的那样只有10%-20%的滑坡?记者暂时不得而知,只能第二天再来拍摄了,当记者准备离开的时候,在市场门口的用工信息栏前,一位正用手机记录招聘信息的女孩子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记者:“看到有没有合适的?”

    吴丽:“我看了有几个合适的,但是明天,可能等下网上,再到网上去看一下。”

 

    女孩子告诉记者,她叫吴丽,15岁刚刚初中毕业就开始外出打工,曾经在深圳干了4 年,去年在昆山的一家小企业又干过1年,今年春节后,她再次踏上了打工的旅途,昨天刚刚到昆山,虽然早已听说了金融危机的影响,但她对于找到工作还是信心满满。

    吴丽:“有经验,他肯定会让你做,怎么会找不到工作。”

    记者:“感觉肯定能找着?”

    吴丽:“反正我是这样想的了。”

 

    一个普通打工妹的自信,和冷清的人力资源市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引起了记者的兴趣,她是否真的能够如愿地找到满意的工作?记者决定跟拍这个女孩子找工作的经历。

    当天下午,记者随着吴丽来到她在昆山的住处。

    吴丽:“这个是中央台的记者,这个是我的姨夫。”

    记者:“你们就住在这儿?”

    吴丽姨夫:“对,地方小,没有地方坐。”

    吴丽:“因为我刚开始过来,然后肯定要在亲戚这里呆一下,所以我就到我小姨这里住下来。”

 

    记者注意到,这是一个大约六平米的小房间,只有一张床,但是却要住下吴丽和她小姨、姨父、小姨的女儿,总共四个人,幸好姨父是上晚班,白天睡觉,才勉强挤下。

    吴丽姨夫:“等她找到工作了,稳定了就好了。”

    看得出,一家人的希望都寄托在吴丽尽快找到工作上,那么,今年还有多少像吴丽一样的打工者过完年后来到昆山?记者来到昆山火车站,出人预料的是,火车站广场上的人很少,并没有看到大批的返城务工人流,而在昆山长途客运站,记者同样也只是看到零零星星的一些扛着大包小包回来的打工者,客运站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今年的春运跟历年不太一样,很多农民工没等到春运开始就提前踏上了返乡的旅程。

    昆山市汽车客运中心车站办站长荀建峰:“在春运之前,我们这个中心站发送了近 38.8万多旅客,比正常年份增长了10%左右。”

    但春节过后回城务工的高峰却迟迟没有到来。

 

    昆山市汽车客运中心车站办站长荀建峰:“历年是正月十五之前基本上已经完了,也可以说基本上到昆山差不多了,但是今年在节后,正月十五甚至到二十天到三十天都有可能再返回到昆山这里。”

    记者在昆山打工者最集中的小区采访时,发现广告栏里贴着不少出租房子的启示。

    昆山市民:“不好租,人少了,外地人回家,不回来了,所以关掉了,所以说空了,房子都空掉了。”

    同样,小区里杂货铺的生意也显得很清淡。

 

    小卖部老板:“不好卖,金融危机影响,反正厂里一般,人员往下裁。”

    记者:“今年像这个被子的话,跟往年比的话,怎么样?”

    小卖部老板:“差别大了,(往年)一天卖个几床,十几床,现在卖个两三床就不好卖,现在人少得太多了。”

 

    学历低成为不少打工者的门槛

 

    又到了年后农民工找工作的高峰期,但记者在昆山看到,那里的人力资源市场今年这个时候比往年冷清了不少,不过,记者刚才认识的那位打工妹吴丽,仍然对第二天的企业招聘会充满了信心,她相信凭自己在外打工五年的经验,能很快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这样也就不用再和亲戚挤在六平米的小屋里,那么,吴丽的这个愿望能实现吗?记者现在就跟她到招聘会上去看看。

    在昆山采访的第二天,记者和吴丽一起,再次来到昆山人力资源市场,发现招聘会果然像市场负责人所说的那样,人头攒动,非常热闹。

    昆山市职介中心副主任高英:“今天我们总会有86家企业过来招聘,估计的话,就是初步统计的话有近5000个岗位,差不多,进场来招聘的人次一万个左右,八千到一万。”

    看到这样热闹的场面,吴丽也很兴奋,急忙写好简历,找了个人最多的摊位挤了进去。

 

    吴丽:“麻烦你看一下我的简历?”

    招聘人员:“啊?”

    吴丽:“麻烦你看一下我的简历。”

    招聘人员:“做过业助?”

    吴丽:“做过两年,但是我的那个学历不太高。”

    招聘人员:“初中。”

    吴丽:“对,不高,不可以的?谢谢你。”

 

    吴丽没想到,第一份简历还没有来得及递出去,就因为学历低被拒绝了,这对刚才还充满信心的她无疑是一记沉重的闷棍,不过她很快又开始选择其它的目标。

    吴丽:“我以前做过业务助理,做过两年,应该不错。”

    招聘人员:“但我要看你适不适合我们公司?”

    吴丽:“你们公司是做什么的?”

    招聘人员女:“那我要看一下你的简历,看你适不适合?”

    吴丽:“你好,我想应聘这个业助工程。”

    招聘人员:“你怎么没有写?先放这儿好不好,我考虑一下。”

 

    连续几家,吴丽都碰了不软不硬的钉子,小姑娘有些沉不住气了。

    这时候记者注意到,招聘会上虽然大多数摊位前挤满了人,有一些单位却无人问津,于是忙提醒吴丽。

    记者:“我看那边还有纺织厂在招工,几乎没有报名,你会想去试试吗?”

    吴丽:“纺织厂?不知道,他那个招的哪些?”

    记者:“有操作工,有好几种工种。”

    吴丽来到纺织厂的摊位前询问了一番,却很快放弃了。

    招聘人员:“我们这个棉纺普工和(染针)普工这些普工都可以给你们免费培训。”

    吴丽:“那个上班是怎样上的?”

    吴丽:“早八点到晚八点,是上12个钟。”

    招聘人员:“是的,工作还是主要站着,可能要耗费一点体力?”

    吴丽:“这样,不行。”

    记者:“想试试吗?这个?”

    吴丽:“他12个钟肯定不行的。”

    纺织厂虽然大门敞开,但是吴丽却担心工作强度大,不愿意接受这份工作,记者在昆山的采访中发现,像吴丽这样找工作的也常见,“挑工作,而不仅仅是被工作挑”,已经成为新一代打工者们普遍的心态。

 

    打工者:“在那个楼上有一家,他那工资不怎么太好,工资待遇大概一千多块钱,我嫌工资低我就没有去面试了。”

    记者:“你还想再挑一挑?”

    打工者:“想再挑一挑,看一看。”

    打工者:“有些企业也很适合我的,但是我想考虑一下,看哪个最适合我。”

    记者:“还想再选一选?”

    打工者:“对对,就是说人家说什么,百里挑一,就是说在心里琢磨一下哪个工厂对你好一点,是不是?”

    这样一来,吴丽找工作还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今天能找到工作吗?自信的吴丽也开始担心起来。

    吴丽:“我从来也没上过晚班之类的,我可能会比较难找工作。”

 

    又转了几圈,吴丽终于看到了一个生产管理的岗位,这正是她最想做的工作,这次会怎么样呢?

    招聘人员:“毕业证书呢?”

    吴丽:“毕业证书?”

    招聘人员:“不太行,初中毕业的话,到时候我们那边没人教你的,必须要熟练的。”

    问题似乎又卡在学历上了,但吴丽没有放弃,事情出现了转机。

    招聘人员:“我先给你一次机会看一下。”

    吴丽:“好,谢谢你。”

    招聘人员:“到时候由直接主管去面试,那么他们通过不了我就没办法了。”

    吴丽终于得到了一个由直接主管面试的机会,这让她很高兴。

    吴丽:“可能我的那个学历不太高,但是我做过,然后他说给我一次机会。”

    面试就在下午,记者陪着吴丽来到面试企业的门口,拿着来之不易的面试通知单,吴丽又流露出之前的自信。

    记者:“觉得有把握没有?”

    吴丽:“有80%的把握,也不敢说有很大的把握,因为它这个公司我看到规模还是挺大。”

    不过,吴丽很快发现,一起竞争这个生产管理企划岗位的,还有另外两个女孩子,而且其中一个学历比自己高,好在面试的内容不是很复杂。

    哈森鞋业有限公司管理部主任程超:“我这边有个会议记录,你待会用那台电脑帮我就按这个,把这打印出来,可以吧?”

    吴丽:“好的,没问题。”

 

    记者注意到,操作电脑时,吴丽动作相当熟练,也非常自信,顺利地完成了主管要求制作的表格,吴丽能够被顺利录用吗?一个半小时之后,三个女孩子的面试全部结束,记者却听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

    哈森鞋业有限公司管理部主任程超:“生管那个岗位应该说我们这里还不能够用你。”

    吴丽:“还不能录用。”

    程超:“但是我们这边有个岗位可以给你推荐一下,我们管理部所有科,就是保安需要一名女守卫,你有兴趣,也是从事管理的,然后它有一个守卫有一个报表,也相当一个文员。”

    吴丽终于没能争取到生产管理那份工作,事后,面试的主管告诉记者,关键还在吴丽的学历不够。

    程超:“毕竟她,她之前她的学历相对还是比较低,她的综合素质还是需要提高的。”

 

    吴丽没有太弄明白女保安要作些什么,但她还是先接受了这份工作。

    记者:“我看你回来车上,有一点点不高兴?”

    吴丽:“有一点点。”

    记者:“其实一开始我看你挺有把握的?”

    吴丽:“因为那些事情我都会做,因为我以前做过,都很熟练了,就是学历不高。”

    记者:“但是他们觉得那个,另外一个女孩子比你还要优秀?”

 

    其实,吴丽的困难也是我国大部分农村外出打工者的困难,根据国家统计局2008年公布的第二次农业普查结果,至2006年末,当年外出务工的1.3亿农村外出劳动力中,绝大多数仅有初中文化程度;其次为小学文化程度;接受高中教育者仅占8.7%;此外还有1.2%是文盲,而随着产业升级,企业招聘对学历的要求却日益提高,根据昆山人力资源市场的统计,去年同期要求本科以上学历的工作岗位占比仅为2%,今年这个数字变成了7%,要求大专学历的岗位也从25%上升到31%,而中专以下学历的岗位则从73%降低到62%。

    企业和打工者的双重变化给昆山整体就业形势带来怎样的影响?

    打工妹吴丽虽然有惊无险地在昆山找了份工作,但女保安这个岗位距离她的预期还有不小的差距,从她找工作的经历当中不难发现,现在年轻一代的农民工不像以前,他们对自己的职位有更多的考虑,而企业对打工者学历、素质的要求也在迅速提高,这种双重变化给昆山的整体就业形势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记者也采访了当地劳动主管部门。

    昆山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梁海鹰:“冰火两重天。”

 

    劳动局副局长梁海鹰这样形容昆山市劳动就业的状况,是因为去年一年成为就业上的一个分水岭。

    梁海鹰:“上半年这个就业上可能还是求职的人就是少,但是企业需求用工量倒是大,到了下半年,特别是到了10月份以后出现了供大于求的现象。”

    梁海鹰告诉记者,虽然短时间内也经历了从民工荒到民工就业困难,但是由于昆山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受到全球金融风暴的影响相对较小,2008年,昆山倒闭企业共有37家,但同时全市仅仅是新批的台资企业就达到了177家,因此目前昆山的就业数字并没有大的滑坡。

    梁海鹰:“去年最高峰的时候是将近66万人,现在我们库里面将近62万人,和最高峰的时候相比少了将近四万人,而且年底的时候,往年也是离职量是最多的时候,所以说这个时候相差这个量,按照道理说跟去年的同期相比差不了多少。”

    那为什么很多农民工感觉工作不好找呢?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大多数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昆山企业,主要采取了自然减员的方式,也就是说如果有人辞职就基本不再补招,即使少量的招人,也明显提高了门槛。

 

    昆山沪铼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蒋玉兰:“因为我们有一些机械设备需要英文,需要你简易的英文,那有些初中生真的一点英文都不太了解,那是我们没有办法用的,所以我们在一线生产线员绝对是要中专生以上。”

    牧田(中国)有限公司管理部经理千叶信也:“对于一般的流水线上的操作员工的话,我们目前没有招聘的计划,但是对一部分技术含量比较高的,有专业管理经验的职位我们还是有一部分招聘机会的。”

    针对这样的情况,昆山市劳动部门意识到,帮助外来务工人员进行专业培训,是减少失业率的长效措施,因此他们去年开始就出台了补贴的政策。

    梁海鹰:“比如说我们对一些困难企业转岗或者是在订单不是很满的情况下进行的培训,我们会进行,适当的进行补贴。”

    为了让务工人员能够尽快了解企业需求信息,昆山市劳动局还专门创新了流动就业服务的形式,把招聘会直接开到农民工聚居的社区或者乡镇。

 

    梁海鹰:“我们主要是采集了一些各方的岗位,今天放到这个点上来,其实是把岗位送到他们家门口。”

    记者:“有多少岗位?”

    梁海鹰:“今天这个点上有1522个岗位,那么全市因为我们四个点,有2976个岗位。”

    吴丽听说有流动招聘会,也决定过来碰碰运气,不过这一次是为了她的弟弟。

    记者:“你是给自己看还是给?”

    吴丽:“给我弟弟看。”

 

    吴丽告诉记者,弟弟刚刚18岁,也跟着自己来到了昆山打工,虽然有一个中专的学历,但是缺少实际工作的经验,要帮弟弟找个工作成了吴丽更大的难题。

    在昆山几天的拍摄中,记者看到在找工作的人群里,大多是像吴丽那样的“80后”、甚至“90后”的年轻面孔,他们与上一代打工者相比,更加适应城市的生活,而他们的想法,也跟人们印象中的农民工大相径庭。

    记者:“一直都想在外地打工,或者想留在昆山吗?”

    吴丽:“我在昆山可能,我估计可能最多会待五年这样子。”

    记者:“然后呢?”

    吴丽:“然后我还是会回我家乡。”

    记者:“回家乡做什么呢?会做农活吗?”

    吴丽:“不会做农活,但是我可以做其他的,然后我觉得。”

 

    记者:“这边就会有工作经验了?”

    吴丽:“反正我们那个城市的话,虽然就是比不上这里,但是他以后还是会发展的,他会发展得很好。”

    记者:“你不想做操作工,我看普通操作工招得很多?”

    吴丽:“我不愿意,因为我以前也做过,然后做过我知道的那种,反正就是你做操作工的话,就是不但他比一般的我感觉他好像主要是,你付出的主要是体力而不是其他的。”

 

    记者:“所以实际上还不只是钱的问题,还不只是报酬问题?”

    吴丽:“对,然后辛苦,其实辛苦一点也无所谓,我觉得就是你出来打工,有时候肯定,不管到哪里都会辛苦的,但是主要是,我觉得主要就是能学到东西,这个很重要了,可以提升自己。”

    记者:“你希望你未来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吴丽:“我希望我未来生活?其实我说的那个,其实我觉得打工,打工很不是很那个的,我的理想就是我好希望好希望能去丽江的。”

 

    观察:解决新一代农民工就业需要新思路

 

    农民工现象在中国已经存在了二十多年,随着时间推移,像节目中吴丽这样的第二代八零后和第三代九零后农民工将逐渐成为打工者的主体。和他们的父母相比,他们了解了外面的世界,对自己的未来已经有了一种全然不同的梦想。正因为这样,新一代农民工已经不再把土地当作自己的退路,也不再把打工看作种地之外贴补家用的一项额外收入,他们开始规划自己的打工生涯,并希望能融入城市,走出农民工这个身份模糊的地带。

 

    这些年轻人的期望,并不是非分之想,应该说,这正是中国经济工业化和中国社会城市化的必然结果,也符合中国经济调整、转型、提高的目标。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农民工的内在需求和中国经济的外在要求结合起来,顺利完成从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城市劳动者的转变?显然,这场变局不仅需要政府加大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帮助他们跟上经济转型的脚步,更需要政府用真正严肃的目光来考量这些农民工的未来,在农村教育、城市发展、户籍管理、医疗养老以及各种公共服务等方面,通盘考虑,采取主动应变的措施。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农民工就业形势严峻确实给政府和社会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但我们绝不能因此而加高城乡二元结构的壁垒,相反,无论是农民工输出省份还是输入省份,都应该建立更高层次的沟通和协作,建立统筹规划的制度框架,逐步解决农民工问题。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就是把农民从土地中解放了出来。未来中国经济想要跃上更高的台阶,就必须要把农民工从各种束缚中进一步解放出来。

 

调研报告显示仅2.8%农民工认同自己是"新市民"

 

《工人日报》  记者 康劲

 

    虽然,目前各地正在逐渐用“新市民”替代“农民工”的称谓,以此避免引起外来务工人员自我认同的困惑,但是,近期兰州大学等机构联合完成的一份调研报告披露:只有2.8%的农民工认为自己是“新市民”,即便是其中有部分人已经通过多年的打拼奋斗在城市里买房置业,他们的“市民梦”也远未实现。

    12月20日,甘肃省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再就业与创业扶持政策研讨会在兰州大学举行。会上,兰州大学社会与经济发展研究评价中心、甘肃省现代环境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陇南市绿源环保志愿者协会等三单位,采用非概率抽样方法完成的《金融危机下甘肃省农村人口外出务工情况调研报告》发布。

 

    这份报告历时两月,走访了700多名农民工,对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从受教育程度、求职、婚姻、收入状况等领域作了全方位剖析,其中有些数据值得关注。

    被调查的713人中,有76.6%的人认为自己仍然是农民;有10.2%的人认为自己一半是城里人,一半是农民;还有10.3%的人说不清自己目前的身份;只有2.8%的人认为自己成为了城里的“新市民”。同一份报告中的另一项统计显示:有4.67%的被调查者已在城镇购房。

    据介绍,此次调查选在了比较有代表性的甘肃陇南、庆阳和平凉三地。陇南的地理人文接近于农民工大省四川,而庆阳和平凉的情况,与河南、湖北等劳务输出大省也有类似性。被调查的农民工既有常年在沿海发达地区大城市打工,也有就近在西部中小城镇季节性务工。因此,一些专家认为调查结果有一定代表性。

 

    在当天的研讨会上专家们呼吁:“我们不应该再把他们叫农民工,而应该称为新市民。”但是,面对许多农民工长期在城市工作,并逐步在城市安家,却依然对“新市民”身份缺乏认同,与会的专家不免担忧,认为这是不合理的“一纸户籍”造成了身份隔阂。

    为此他们建议:农民工“市民化”需要提上议事日程。最重要的是要打破户籍制度,只有扫除了表象上的障碍,才能够改变“新市民”对自身的看法,认为自己和城里人一样在城市生活,才能够使得他们在真正意义上打破隔阂,不成为城市中的“二等公民”。

 

    据了解,用“新市民”替代“农民工”,改变以往的“政策歧视”,让农民工能够享有 “市民待遇”,有许多地区正在为此努力。如浙江、广东等一些省份正在推广用“居住证”代替“暂住证”制度。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持“暂住证”时务工者几乎无法享受公共服务,而“居住证”则像绿卡,务工者可以享受在就业地的“免费就业培训”、“社会保险”、“免费获得艾滋病等特定传染性疾病的检查和治疗” 以及“在街道和城镇计生服务站享受免费计生服务”等各种公共服务。

 

新生代农民工面临城市困境 想当城市人门槛多多

《经济参考报》

   

    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城市困境

 

    当前,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20岁- 30岁之间的新生代农民工已是数量庞大的农民工主体,数量达1亿人左右。他们有着不同于上一代农民工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今天面对新形势,他们在城市面临着不少新的困境,比如:迫切的婚姻问题、身份认同问题等,因此亟须对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这些困境予以关注。

 

    想当城市人 无奈门槛多

 

    (一)婚姻:难以走进“围城”

 

    根据2008年2月21日公布的第 二 次 全 国 农 业 普 查 数 据 公 报 显示,2006年外出从业劳动力中,20岁以下占16 .1%;21岁-30岁占36.5%,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8.6岁。新生代农民工正处在婚恋的黄金年龄,但受限制,处于难以走进“围城”的困境。

    受职业限制找不到爱情。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农民工在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中占 58%,在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2%;在加工制造业从业人员中占68%,在建筑业从业人员中占80%。尤其在建筑业、加工制造业方面几乎都是新生代男性农民工的就业首选。这些工作脏、累、苦,工资待遇不高,风险大,很难获得女孩的青睐,也难以获得与女孩相处的机会。

 

    同样,在一些玩具加工业、电子产品组装服务业、纺织制衣业等厂子里则是新生代女农民工成群结队,同样苦于“恋爱无人”。这些单位新生代女农民工占绝大多数,加上她们在恋爱上一般比较矜持,不好意思主动和厂外的男性接触,所 以 她 们 的 婚 恋 也 成 了 老 大 难 问题。此时,职业搭起的围墙正束缚着这些青春萌动的新生代农民工。

    收入水平偏低影响爱情发展。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06年调查,从收入水平看,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总体不高。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在1501元-2000元之间的占16 .9%,1001元-1500元的占21.6%,701元-1000元的占26.6%,501元-700元的占23.4%。其中能准时或基本准时拿到工资的占75.3%,偶尔拖欠的占17.4%,经常被拖欠的占7.3%。经济是一切的基础,新生代农民工的爱情与婚姻,同样需要经济条件为基础,爱情尤其是婚姻不能建立在“空中楼阁”上,这也影响到新生代男性农民工未来的择偶。

 

    (二)身份:非城非乡

 

    从职业上讲,新生代农民工已是产业工人的主力军。根据统计,目前农民工数量上已远远超过原有城镇户籍的公有制二、三产业的职工,达到我国工人总数的2/3以上,作为生产主体支撑着国家的工业化,是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主力军。全国总工会 2007年组织开展的第六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显示,农民工在第二产业中的分布占64.4%。从行业来看,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等行业,其中制造业 所 占 比 重 最 大 , 占 全 部 职 工 的31 .9%,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分别占9.4%和9.1%。而城镇职工中在 制 造 业 中 就 业 的 比 重 只 有22.8%。2008年南京师范大学《江苏省当代农村进城务工青年价值观研究———基于江苏省苏南、苏北新生代农 民 工 群 体 的 抽 样 调 查 》 显 示 ,75%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属于工人群体,定位为产业工人,仅有8%的人认为自己是农民。现实情况是: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差、流动性强,多数企业都还没有把他们当作稳定的产业工人;另一方面,他们承担着城市最累、最苦、最脏、最险的工作,他们与城市产业工人相比,享受不到应有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福利待遇,不能同工同酬同权,处于城市里的社会底层。

 

    从地域上讲,新生代农民工常年生活、工作在城市,是市民。新生代农民工熟悉城市生活,向往城市生活。与老一代农民工“白天机器人、晚上木头人”的单调灰暗生活相比,新生代农民工要寻找丰富多彩的娱乐生活,泡网吧、下迪厅、染头发、穿时髦服装,对攒钱并不十分看重。他们讲究的是“心随我动 率性(彰显)自我”。新生代农民工通常也会在春节时回家一趟,但那仅仅是“礼节性的仪式”,对家乡的乡土认同更多的是包含着对亲人的感情,对农业活动则缺乏浓厚的感情和兴趣。他们更倾向于改变现状,想在城里有喜欢的工作,买房子,娶妻生子,真正融入城市。2007年发布的《广东省青少年发展报告》显示,有 27 .4%的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在务工城市买房成新“客家”;50.2%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干得好,愿意待下去”;“再干几年回家”或“想尽快回家”的加起来只有不到2成《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状况及代际对比研究报告》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城市生活,有71 .4%的女性、50 .5%的男性选择“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他们手机的拥有比例高达72.9%,绝大多数人的通讯方式都很现代化。但城市显然还没有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依然是“经济接纳、社会拒入”。

 

    从法定身份上讲,新生代农民工仍然是农民。当前受户籍限制,新生代农民工的法定身份仍然是农民。新生代农民工一部分是在城市里出生长大,一部分是初中或高中毕业后直接进城打工,他们没种过地,不会种地,更不愿意种地,普遍存在着农民不爱地,农民不爱农,农民不识农,“轻农、厌农、弃农”意识严重。虽然户口在农村,他们更倾向于把自己定位为城市人,压根儿就没准备再回农村,出来长见识的同时,希望能够和城市人一样“体面地活着”。

 

    (三)职业:高不成低不就

 

    新生代农民工不同于父辈,就业期望甚高,但仍面临困境。

    就业期望高与敬业精神差。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作岗位比较挑剔,怕吃苦,常常不能踏实工作。一项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敬业精神差,且职业流动率是最高的,平均每人每年换工作0.45次,而50年代出生的老一代农民工仅为0 .08次,其跳槽频率是其父兄辈的近6倍,即使能够做到“敬业”,也很难做到真心“爱岗”。这其中,近一半的人是因为“生活、生产环境和闲暇时间不足”而跳槽,17%的人提出,“自己不喜欢那个工作”或者只是“想换个环境”。并且新生代农民工在获得工作的同时还要求享受生活,得到尊重,在文化、娱乐、健身等精神方面的需求不断增强。新生代农民工以独生子女为主,他们从小就被父母寄予了非常高的期望。这种期望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他们不切实际的就业意愿,即只希望找那些社会地位高、条件好、工资高的工作。加之有父母做其强大后盾,生活压力小了很多,所以他们中的一些人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跳槽,主动选择自己想要的工作环境。

 

    就业期望高与职业技能低。随着经济发展,社会对农民工的素质需求也发生着变化。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报告显示,农民工初中文化程度占70.1%,高中文化程度占8.7%,比以前高出8.54个百分点和2个百分点,但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水平仍然较低,缺乏必要的专业培训、专业知识、专业技能,不了解工业生产或现代化服务业的基本规范,同现代非农行业对劳动者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国务院研究室2006年发布的报告显示,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短期职业培训的仅占20%,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培训或教育的占3 .4%,接受过中等职业教育的占0.13%,而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占76.4%。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84%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参加技能培训对找工作有帮助,但是仍有六成外出农民工没有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广东省青少年发展报告》显示,有高达62.6%的新生代农民工未来有做老板的打算“有自己的事业”是他们中不少人的最高理想。他们不愿像上一代农民工那样承担城市里低端的重体力活,又无法胜任复杂的技能型和知识型工作,难以在城市找到合适的定位,基本上只能从事体力运输、建筑小工、工业加工以及低层次服务等劳动密集型、重体力、低报酬行业。同时过于频繁跳槽,使得他们对每个行业、岗位只能作蜻蜓点水式的了解,每一项职业技能也只能停留在“学徒期”的水平。如此周而复始,也形成恶性循环。没有过硬的职业技能,他们很难融入城市,并且体面地生存。

 

     (四)落户“三壁垒”

 

    根据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在流入地长期居住的愿望强烈,但高门槛限制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

    经济壁垒。2006年3月27日《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发布后,经调查,许多省会城市都将农民工购房在60平方米之上作为落户条件之一。目前房价少则几十万,多则上百万,对于收入微薄却喜欢大手大脚花钱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他们能够实现的积累非常有限,这种以货币构筑的以经济壁垒取代身份壁垒的新门槛对普通农民来说仍然是难以逾越的,这也是他们融入城市的一大经济障碍。

 

    素质壁垒。目前不少省会城市落户要求农民工具有高中或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不少地方仍然要求达到大专文化程度。第二次农业普查数据公报显示,2006年,农村外出从业劳动力中 ,初 中 及 初 中 以 下 文 化 程 度 占90.0%。这对以初中为主要群体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也是进城落户的一大障碍。并且不少地方对农民工进城落户实行二元待遇。比如重庆市2006年8月 1日实行了《关于解决进城农民工户籍问题的意见》,重庆公安局就指出,“本市农民工在主城落户的条件实际上大大降低,而在重庆务工的其他省市的农民工要落户重庆主城区,文凭“门槛”没变:仍需大专以上学历。且购买的住房人均面积达到30平方米以上,并实际居住。

    社会福利壁垒。我国各地社会福利系统不兼容。我国户籍制度改革主要是以省级为改革单元,以城市为中心展开的。一些省份已在省内实行城乡户籍统一,但省际之间人口自由迁徙障碍依然较大。各地社会福利系统的不兼容是制约人口省际迁移的重要因素。

 

    解决矛盾还须深化城市改革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快速转型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社会优化与社会问题兼生,社会进步和社会代价共存。一亿多人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正处在适龄期,目前他们首要面临的大问题就是婚姻问题。《劳动合同法》出台后,新生代农民工的权益虽较上一代农民工有所进步,但仍然得不到维护。从前面分析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虽然职业期望高,受职业技能低的限制,即使有心摆脱卖苦力的低级打工状态,也普遍感到力不从心,只能从事城市人不愿干的脏、苦、累、风险大等边缘职业,就业环境差,劳动时间长,工作量大,劳动报酬低,基本权益难以得到应有的保障,享受不到应有的国民待遇。马克思曾指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新生代农民工一旦进入城市新环境,乡村社会规范所具有的凝聚力失散,原有的道德行为失范(即自律性丧失),这样,新生代农民工农村不愿意回去,城市又不能融入,他们心理预期高于父辈,耐受能力低于父辈,在城市陷入生活困境时,在职业技能低、经济收入差、无住房、受歧视、讨不到老婆等的连锁反应下,贫穷和光棍的结合,对城市社会的冲击将是巨大的。

 

    另一方面,受户籍限制,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定位为城里人,但城市仍未作好接纳他们的准备。相反既有经济门槛,又有素质门槛和福利门槛,即使这样,他们仍不愿回到 农 村 。 它 意 味 着 , 农 村 不 是 退路。也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必须依赖于城市的工作和生活,那种将农村作为“蓄水池”的政策概念完全过时了。这样,新生代农民工只能集中居住在房租低廉、流动人口集中的城市边缘区、老城区,交往的对象多为老乡,社会结构呈现单一化、封闭性的特点,形成一个自我隔离的孤岛。在那里,弱信息、弱发展机会、弱资源的再生性以及弱劳动力联系,贫困和孤岛的经济效应往往意味着缺乏发展的机会,与 主 流 社 会 脱 节。他们处于非城非乡、进退失据的境地,面临着双重边缘化的状态和贫困化不断加剧的境况中。

 

    由于没有户籍,他们就业受限制,《劳动法》第3条规定的“劳动者有平等就业的权利”很难从纸上权利转化为现实权利。入城的新生代农民工为了工作,往往要付出比市民更高的代价。大多数农民工只能进入次级劳动力市场,寻找一些城市人的“剩余”工作。很难获得一种地位资源的积累,更不用说实现一种地位向上的流动。生活来源决定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无业便无依,将使这一部分人处于游动不定的状态,具有游民的特征,成为随时可能妨碍社会稳定和和谐的隐患。杭州市2008年的案宗中,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比例占70%以上,最近刚发布的广东三大监狱大规模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工罪犯九成在26岁以下 。 并 且 由 于 信 息 网 络 媒 介 的 发展,他们也更容易被组织起来共同发出声音,社会矛盾更容易被扩大和激化。如果继续将他们排斥在体制外,将他们边缘化,漠视他们的物质、精神文化和民主政治需求,他们更容易产生怨恨心理,不利于社会治安和稳定。这值得我们警惕!

 

    和谐社会不是没有矛盾的社会,是社会矛盾能够逐渐消弭并得到妥善解决的社会。“要求改善自己的物质境遇是有思想的人们的内在本能,这种欲求是消灭不了的,它是一切人类行为的推动力,人通过扩大满足需求的活动走向幸福的社会,要是封锁了这条路,人就只有一个办法了:压制并掠夺别人使自己致富而使他人变穷”(米瑟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

    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的种种差异及面临的困境,对当下的城市管理政策提出了挑战。并且,这种挑战将日益变得清晰、紧迫。

 

    保障农民工权益的六条建议

 

    一是加强农民工权益保护

 

    当前,必须加强严格贯彻执行《劳动合同法》和国家有关规定,推动各类企业同新生代农民工按照平等自愿、协商的原则,依法签订劳动合同。严格实行《劳动合同法》及相关的带薪休假制度,保障外来民工休息休假权利,使其有更多时间和精力经营生活,交友恋爱。要保障农民工依法享有的民主政治权利,保障农民工参与企业民主管理的权利,要依法保障农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

 

    二是进一步深化城市管理体制改革

 

    要转变管理理念,转变由过去主要面向和管理户籍人口,转变到同时面向和管理常住人口及流动人口,并采取积极的政策措施,让农民工参与到城市管理当中来,增强他们对城市的认同度。农民工流入地政府要按照中央提出的对进城农民工“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的政策要求,完善对农民工保护的相关法规,出台对农民工权益保护的专门规定,加大政府部门的执法力度,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三是改革劳动就业制度,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要极探索建立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就业制度,打破城乡分割的劳动就业制度,将城市和农村劳动力视为一个整体,纳入城乡协调发展的共同政策框架下,采取一体化的就业政策和管理体制,让农民在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上公开、公平的开展就业竞争。要创新农民培训转移机制,大力加强对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大力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转移就业能力。要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就业提供就业咨询、就业信息、就业指导和职业介绍。

 

    四是按照以居住地登记户口的原则,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

 

    当前要改革城乡分割的二元户口管理结构,打破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身份限制,尽快改变目前农民工身份转换滞后于职业转换的现状,实行以居住地登记户口的原则,人在哪里工作、生活,就在那里登记,就纳入当地的管理范畴,建立以常住户口、暂住户口为基础的户口登记制度,实现城乡户籍一体化,实现户籍管理由静态化向动态化的转变。

 

    五是要更多关心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

 

    要切实改进服务形式,让流动图书馆、流动电影院真正走进农民工中间;文化设施要向农民工开放;要积极扶持打工者文化团体,不要“让农民工融入城市”成了空话。

 

    六是积极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融入社区生活

 

    要依托集中居住中心、居(村)综合活动室有针对性地开展社会公德、法制宣传、市民素质等教育活动,积极引导和吸纳新生代农民工参加社区自治组织和各类学习型、服务型、文体型、公益志愿型等居民互助性的社区民间组织,使新生代农民工逐步融入社区生活和社区管理,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加速融入城市的大熔炉。(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来源:新华社、南方日报、央视《新闻1+1》、新华每日电讯、中新社、人民网、新京报、工人日报、经济参考报      (责任编辑:冯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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